導語：5月31日，麥戈文先生一部分骨灰葬在麻省理工學院麥戈文腦科學研究院外；6月2日在舊金山，IDG資本完成最新一期價值5.86億美元的募集融資。

5月31日在波士頓，和IDG的創始人兼董事長帕特里克·杰·麥戈文先生(Mr. Patrick. J. McGovern)的家人一起，將他的一部分骨灰埋在麻省理工學院麥戈文腦科學研究院院外的一棵樹下；6月2日在舊金山，IDG資本完成最新一期價值5.86億美元的募集融資。

從1993年6月1日在上海成立中國第一家風險投資公司，經21年歷練，惟此輪融資悲欣交集，苦樂不知。今年3月19日，麥先生突然辭世。我們4月1日啟動融資，各位同仁兢兢業業，互助共勉。這期基金的按時超募成功，亦是對麥先生最好的告慰和懷念。

22年與22分鐘

口述|IDG全球常務副總裁兼亞洲區總裁 熊曉鴿

我1991年11月6日加入IDG，成為董事長帕特里克·杰·麥戈文(Patrick. J. McGovern)的亞洲業務開發助理。在公司內部，大家都叫他“Pat”;在中國，人們都習慣地稱他為“老麥”。老麥酷愛中國，一生中130次訪華，而我則陪同或接待了他110次。

4月30日，細雨如絲亦如思。在波士頓科學博物館，我與老麥的家人、親友、還有IDG的300多位同事一起，追憶分享了他帶給我們的那些偉大和細瑣……在我演講的過程中，既聽到會心的笑聲，也看見閃爍的淚光。瑪麗·達娜荷(Mary Dolaher)會后過來與我擁抱，說我的發言令她既感動又感慨。22年前，她是老麥的秘書，安排了老麥對我那堪稱面試的第一次會見。而作為IDG世展公司的總裁，她策劃和安排了這次老麥的追思紀念會。

22年追隨，22分鐘告別

北京，3月16日清晨，8點半，我的美國手機鈴響了。一看號碼，心里咯噔一下，知道是一直等待又害怕的那個電話來了。老麥的夫人說，“他想見四個人，我按他說的順序挨個給你們打電話，你是第一個。”她的話音未落，我就克制不住地喊了起來：“你怎么等到現在才告訴我啊!”

20天前，一個原定老麥主持的電話會議，臨時改由公司的財務總監代替，他解釋，老麥感冒了，不能出席。我心頭即刻陰云籠罩，對坐在身邊的20年老搭檔周全長嘆一聲，“老麥肯定病得不輕。”以我對他的了解，這個從來事必躬親且絕對死而后已的人，怎么會因為感冒就缺席電話會議呢?這太不是老麥的風格了。接下來的幾個電子郵件，包括我有意試探的電話留言，都沒有回復……知道要有壞消息，但不知道壞到什么程度，懸著一顆心的日子，格外黑暗而漫長，無比煎熬。

飛機繞了半個地球，落地的時候，還是舊金山的3月16 日。時間仿佛凝滯，我的心境，卻在明媚的春日直墜寒冷的冰窖。躺在斯坦福大學醫院病床上的老麥，是我從未見過的陌生，虛弱，幾乎不能言，盡管他在努力積聚全身的每一分力氣，想要像往常一樣精神抖擻地與我交談。

我知道，這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機會，該輪到我來給他鼓勁加油了。22年來，無論是順風還是逆水，老麥總是會在每個季度結束前，寄給我一張他手寫的 “Good News”(好消息)賀卡，既為我們大大小小的成功鼓掌，也為我們困境中的堅持喝彩。他是我們永遠樂觀從不言敗的拉拉隊長。現在，我也帶來了讓他高興的 “Good News”，是我在接到電話飛撲機場前匆忙抓到的：一本IDG在臺灣新出版的國家地理雜志，一本我們剛剛印刷的IDG在中國的公益慈善宣傳手冊，上面有向中國3所大學捐建IDG/麥戈文腦科學研究院的最新進展……老麥臉上有了依稀的笑容，說很感動我這么快不遠萬里來看他，甚至細心地問候周全和我的父親。我忍不住告訴老麥，在離家赴學前，我和父親生活了20年，而在IDG工作后，我和他共事超過22年，比和我父親在一起的時間還要長。這話似乎勾起了老麥的無限感慨，他喃喃地念叨著，在我力圖記下他最后叮嚀的手機錄音中，留下了他模模糊糊反反復復的一連串“Our special relationship(我們的特殊關系)……”

是的，我們之間是如此特殊，以至于在他垂危的病床前，我只能以他所喜歡的“Good News” 和他道別。因為怕他太累，我一直留意著手機上的時間。追隨老麥22年的時光，就在這短短的22分鐘里，如滔滔逝水一般，波光滟瀲永不可追。直到走出病房時，隔著門口的布簾，我從簾縫中注視著他，不忍移步，郁積胸口的熱淚終于洶涌而出，無聲，無息，無力，無奈。

我19日晚回到北京，第二天清晨，噩耗就追著我的腳步到了。

特殊的信任，特殊的情誼

老麥和我之間的關系，從一開始就有點特殊。

1988年，第一次見面，我還是個學生，一邊在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讀書，一邊在卡納斯出版公司的《電子導報》打工，每小時掙15美元。恰逢中信集團董事局主席榮毅仁先生訪美并在弗萊徹演講，我便鼓動雜志社贊助了演講后的晚宴。老麥想與榮主席交談，揪住當時在會場忙前忙后的我給他臨時當翻譯，不過是一面之緣，相互間留下一點好感。

1989年，我已是《電子導報》亞洲版的主任編輯。雜志社的中方合作伙伴應邀來美，與卡納斯的總裁短暫會晤10分鐘之后，想順便拜會麥先生。我陪同前往，全天受到熱情款待。老麥臨時請的女翻譯不熟悉電子行業，我又當了一次義務翻譯。

1991年第三次見面，是我主動約的老麥。那時候卡納斯全面撤出中國市場，讓有意回國發展的我大失所望。在好友周全的慫恿下，我斗膽給近幾年大力在中國開疆辟土的老麥寫了封只有3句話的信。老麥的秘書給我約談45分鐘，結果我們談了三小時。臨別，老麥問我對薪酬有什么要求，我坦言：“我只知道中國大有前景，可是也不知道到底能給你賺多少錢。這樣吧，如果你愿意聘我，可以先付我和現在卡納斯公司同樣的工資，但我有一個要求，我要直接向你匯報。”我其實是因為在卡納斯的這幾年，交上去的所有“宏偉藍圖”因為層級審批最后全都泥牛入海而傷透了心。

老麥居然痛快地答應了。1991年11月6日，我正式加入IDG。12月初回中國，三天內，憑著老麥一紙傳真的授權書，順利簽約并購了《網絡世界》，從此開始了我們在中國不斷造夢、圓夢的奇跡之旅。

說起來22年真是一段不短的時光，可是刻印在記憶里的并不是什么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而是一些日常相處的片斷。比如，無論我在中國如何建功立業日理萬機忙得焦頭爛額，只要老麥一來，我就是他須臾不可離身的翻譯，堅決不讓我給他另請高明。他說，“我覺得你譯得最好，我看過手表，你翻譯的時間和我講話的時間一樣長。”

1980年，他創辦中國的《計算機世界》時講過一個笑話。60年代中期，美國《計算機世界》的辦公室在一家中餐館的樓上，每天下午4點半左右，編輯們就會被樓下中餐館開始起油鍋炒菜的陣陣濃香催促著趕緊截稿。因此，美國的《計算機世界》從未誤過刊期。所以老麥認為中餐對《計算機世界》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也是他對中國情有獨鐘的原因之一。他講了足足5分鐘，翻譯只說了兩句話，全場便哄堂大笑。老麥深為中文之簡練而折服，遂向旁人請教其中奧妙，原來翻譯直接告訴大家，老麥講了個很幽默的笑話，請各位大笑并鼓掌。老麥雖然對我不偷工減料大表贊賞，卻也并不反對我對他的演講添油加醋，用他的話來形容是 “自動編譯(automatic editing)”，所以只要我在場，他就會自由自在地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妙語如珠揮灑自如。

也許是作為我讓他“自由發言”的回報，他也給予整個IDG中國團隊一個自由發揮、發展的寶貴空間。1993年，我們與上海科委合作，投資2000萬美元成立中國第一家風險投資公司，開始在一片陌生蠻荒的領域探索耕耘。整整7年，顆粒無收。那些年里，每年老麥到中國巡視五六次，次次讓我們提心吊膽，只怕他突然一灰心，就此罷手，收回所有投資和預算。可每次，對著一張幾近空白的成績單，老麥總是淡定自若談笑風生，一派勝券在握的篤定。連周全都不得不佩服， “老麥是我見過的唯一比你還要樂觀的人”。2000年后，隨著中國公司紛紛登陸納斯達克，我們終于迎來豐碩的收獲期。2011年11月6日，老麥抱病與夫人專程到北京宴請我，祝賀并感謝我加入IDG 20周年。我問他當年為何敢拿偌大資金賭在我這個毫無經驗的人身上。他笑道，“Because you are the guy who'd bet your youth on China’s future(因為你這家伙敢拿自己的青春來賭中國的未來)”，他狡黠地一眨眼，那言下之意是，有賭命運的人墊底，他賭點錢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后來，我們管理的基金越來越大，IDG在基金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小，但我們始終是“IDG資本”。不敢忘記第一個為我們交學費的人，那個在我的心目中，被永遠視為老板和導師的人。

留下兩個傳奇

中國人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大約可以形容我心底對老麥的敬愛，也或多或少地道出了我倆之間的那點“特殊”。但兩年前，老麥的固執曾經狠狠地打擊過我的“自作多情”。2012年1月，老麥在經歷兩次心臟手術的恢復期又遭遇感冒，病體奄奄，但他執意要親自去印度參加會議，他太太十萬火急電招我去勸阻。我專程坐飛機趕到，自告奮勇愿代替他出差，沒想到他硬梆梆地就回了我一句，“我們就別討論這個問題了。旅行讓我感覺良好(Travel makes me feel good)。”這是老麥第一次也是唯一對我說“不”。事后，我還不無傷心地對周全說，老麥畢竟不是我的父親，否則，我無須請求，只要大喝一聲，“不許去!”

老麥還有一個讓我“膽寒”的習慣：他一坐上飛機，就會拿出各種文件全神貫注地工作，一路上一刻不停。如此這般地以身作則，簡直讓長途旅行中想合眼休息一會兒的下屬如坐針氈。所以，除非萬不得已，我決不會和老麥乘同一班飛機。

從26歲創業的那天開始，老麥就是以這種幾乎不近人情的勤奮，拼命工作了50年。我想，他的擠出了每一滴水分的50年相當于普通人的100年，他的生命也由此濃墨而重彩。在老麥的病床前，在我們相處的最后22分鐘里，我告訴他這一生他創造了兩個傳奇：

1964年，他創建了IDG——美國國際數據集團，是全世界最大的信息技術出版、研究、會展與風險投資公司，在信息產業界的輿論影響力獨步鰲頭。

2000年，他和夫人共同承諾于20年間捐獻3.5億美元，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設立麥戈文腦科學研究院。十幾年來，研究院成果累累人才濟濟，獲得過包括諾貝爾獎在內的多種獎項。

而我，一直是老麥最信任的、有著“自動編譯”功能的“翻譯”，所以現在他這兩個傳奇都有了完整忠實乃至超越美國的中國版：IDG公司在中國合資與合作出版的與計算機、電子、通訊、乃至消費有關的報紙和雜志共計40余種;IDG資本管理的風險基金已超過40億美元;去年11月最后一次訪華，老麥又為 IDG在中國的投資做出了新的承諾;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捐建的IDG/麥戈文腦科學研究院，已全部簽約，陸續啟動。

老麥的人生華彩篇章猝然而止，惟其功德圓滿，福澤后世，卻也讓我倍覺任重而道遠。他常說，一生受益于母親教給他的人生三大樂趣：永遠做自己喜歡與有激情的事;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共事;不斷實現新的期待和夢想。而我此時此刻的期待，就和22年前的老麥一樣，要去努力發現和起用敢拿自己的青春賭未來的追夢人，新一代的“我和周全”……那將是另一篇嶄新的傳奇，在生意盎然的春天里，破土而出，抽枝發芽，茁壯成林。

悲余痛后，我終于漸悟生生不息，薪火相傳之真諦。雖天人永隔，冥冥之中，老麥與我，仿佛又一次靈犀相通。

有的人走進我們的生命里，永不消逝，因為他和他所成就的一切，不僅為我們標示出人生的高度，同時也激勵我們追尋夢想、不斷前行。

（原載英才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