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全國“兩會”上，“十二年義務教育”的話題被再次提起。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陳眾議稱，自己已連續兩年提交相關建議，呼吁實行十二年義務教育。 在他看來，在中考階段就進行“普職分流”為時過早。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新紀元教育集團董事長陳偉志也建議，應逐步淡化“重點高中”標簽，深入推進中考制度改革和試點工作，完善制度建設，促進高中階段學校多樣化發展。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能看到相關的表述——“擴大高中階段教育學位供給”。

在教育壓力居高不下的今天，將高中也納入義務教育，施行“十二年義務教育”，能不能緩解普遍存在的教育焦慮？

這個問題可能比想象中復雜。

01

其實“十二年義務教育”，有兩個維度， 一個是“不要錢”，一個是“不用考”。

如果說“不要錢”的話，其實很多地方已經開始嘗試。

據媒體梳理，2017年12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開始全面實施高中階段免費教育；2016年9月，陜西省開始實施高中3年免費政策；同年3月，青海對本省的6個少數民族自治州所有學生和西寧、海東兩市貧困家庭學生實施普通高中或中職3年免費；2015年12月，云南省怒江州全面推行十二年免費義務教育；2012年，內蒙古自治區實施免學費、免教科書的“兩免”政策。

從經費的角度看，“十二年義務教育”的難點主要是財政保障。這個問題很難一概而論，2020年，教育部已有過回應， 有的地區由于實行非義務教育階段免費教育已經難以為繼，嚴禁隨意擴大免費教育政策實施范圍。

不過鑒于各地財政狀況不一，一些經濟狀況較好的地區將高中義務教育化，并非不可承擔。近些年關于將高中納入義務教育的聲音響起，也和部分地方具備財政底氣有關。至于全國是否可以推開，恐怕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如果人們深入了解也能明白，教育的負擔——無論是經濟還是精神，恐怕主要還不是來自于學費本身。義務教育早已免費，但誰敢說毫無壓力呢？

其實人們帶有現實感的話就能知道，哪怕高中免費，并不必然意味著教育支出降低。剩下的學費，完全有可能變成補習班的費用。

這點日本就提供了一個案例：2010年日本推出新政策，只要家庭收入低于一定的水準，公立高中即可免費。結果2023年的家庭平均教育支出反而超過了2010年之前，這說明補課的錢真是一分也省不掉。

所以， “十二年義務教育”的重點或許不在學費本身，而在于“不用考”。

那么高中變成義務教育，眼下確實會非常有用。

02

現在高中被討論最多的，就是“普職分流”。

所謂“普職分流”是指在我國教育體系中，根據學生的中考成績、興趣、能力和學業表現，將學生分為普通高中和職業高中兩個方向。

而普職分流的比例，理論上是5：5，但事實上會高一些，一些地區會達到6：4或7：3，即60%以上的學生進入普通高中。

但這依然是個不小的壓力，這依然有40%的學生上不了高中。 而上不了高中，意味著今后考上好大學的可能性急劇降低，至于考研、讀博云云，更是會變得更加遙遠。

職業高中當然也有機會進一步深造，比如參加一些對口升學考試，或是進入應用型本科或本科層次的職業院校。

不過，這在眼下學歷急劇內卷、動輒就是“第一學歷”歧視的環境里，只怕很少有家長和學生會心甘情愿。

尤其是中考時學生尚未成年，在十五六歲的年紀，告訴一個年輕人“你這輩子大概率無緣985、雙一流”，這恐怕很難讓人接受。

于是，如今的教育壓力開始下滲，中考的內卷程度急劇提升。 這當中的辛酸和緊張，其實和一些家長和學生聊兩句，就能有所感知。

如果“十二義務教育”意味著高中不用考，人人可以上高中，那么就很有針對性，至少可以迅速卸下“普職分流”的壓力，對多少家庭來說可謂是個天大的好消息。

03

不過從長期來看，這是否能從根本上緩解教育焦慮，又是另一個話題了。

原因很簡單，當真正進入大學，學生和家長可能又會發現，“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也太多了”。

近些年媒體常念叨著“學歷通脹”，大學經歷了多輪擴招，高學歷求職者早已如過江之鯽。

一些大學甚至城市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開始倒掛，研究生比本科生還多；一些非常基層的崗位，也擠滿了名校畢業生。對于這些中考、高考的成功者來說，恐怕教育焦慮并沒有減少多少。

人們之所以對“普職分流”充滿焦慮，主要是認為“上大學是天經地義”；不過，考上大學之后呢？ 從來沒有人可以保證“找好工作是天經地義”。

從這個角度說，高中義務教育化，或許可以躲過“普職分流”，但也談不上輕松多少，后面還有重重關卡。一個學生、一個家庭，要心力交瘁的地方還有很多。

轉過頭看，“普職分流”反而有某種合理性。相關統計數據顯示，我國高技能人才僅占就業人口總量的7%，技能勞動者的求人倍率長期保持在2以上，技能型人才缺口高達2000萬。

從就業角度來說，與其讓所有人去卷刷題，讓部分學生去當高級藍領，倒是更合理的。畢竟，人們得直面一個現實—— 人的稟賦不同，刷題并不適合所有人。

但是之所以技能人才長年存在“缺口”，倒更是一種結構性問題。工作環境、勞動強度、福利保障等等，整體來看，這些現在都難說理想，由此也導致了“年輕人寧愿送外賣也不愿意進工廠”。

甚至連“社會地位”，產業工人恐怕都略遜一籌。社會地位并不飄渺，從基本福利就能看出來——掃一眼各大城市所謂的人才引進措施，有幾個為技術人才、職業教育留下了空間？

而這，其實又和“大學生太多”的議題是同構的。行業之間基本保障存在差距，基本的勞動福利并未完全拉平，導致高學歷人才也只能涌向異常擁擠的有限賽道。

其實高學歷人才的人口占比并不高，產業工人也缺口巨大，但為什么還是覺得壓力山大？本質上不是數量多少的問題，而是平不平衡，福利保障是否健全、普及的問題。

教育的問題，從來不只在教育。 “普職分流”也好，大學生求職也罷，這種種的焦慮，根本上是由勞動市場的全局圖景所決定的。

至于高中義務教育化，眼前“普職分流”的擔憂或許可以緩解；但整體的社會減壓，注定是個更大的命題，有待更大的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