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模式”如何嵌入縣域經濟？

經濟史家曾經這樣總結后進國家工業化進程的特征：“當一個落后國家最終發起工業化時，其工業化進程與更先進的國家相比將顯示出相當大的不同……在工業發展的特征與速度方面的這些差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是采取各種制度性手段的結果，而這些手段在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則很少或根本就沒有類似的存在。” ^[1]

從上下文脈絡來看，這里所說的制度性手段主要指經濟政策。所以，這段論述包含了一個重要但是未被重視的假說： 成功的趕超進程必然伴隨經濟政策創新。 實際上，這一假說已經為美德日等成功趕超的后進大國的政策史所驗證。 ^[2] 于是，我們有理由推斷， 在當代最為成功的后發大國中國，同樣應該存在具有原創性的經濟政策。

在中國，如果說招商引資是具有原創性的政策實踐的早期代表，那么政府引導基金則是近期的典型。 ^[3] 值得注意的是，兩者近年來呈現融合趨勢： 各種政府引導基金正在成為招商引資的重要措施。 一般而言， 合肥模式 代表了這種趨勢，而且已經是很多地方政府的模仿對象。

隨著多個明星項目入駐且發展良好， 合肥市政府通過政府引導基金或公共資金招商引資的做法廣受關注，并被概括為“合肥模式” 。無可爭辯的是，這種模式提升了當地的發展水平，改變了各界的發展預期。因此，在亟須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的當下，合肥模式確實值得研究、推廣。

在上述背景下，合肥模式自然引發了模仿。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模仿熱潮中存在兩個重要現象：第一，模仿的結果成敗參半；第二，很多縣級政府加入了模仿的行列。

就第一個現象而言，合肥模式并非在所有地區無往而不利，這意味著我們對合肥模式的實質的理解可能并不充分，而推廣這一模式的前提是全面地理解其實質；從第二個現象來說，將具有強大財政資源與行政能力的省會級城市指向戰略性產業的做法，推向經濟基礎薄弱、財政壓力巨大、以傳統產業為主的縣域經濟，可能具有風險。上述兩個現象反映的問題可以分別概括為合肥模式的實質與合肥模式的地方化。

指向關鍵節點的內源性以投帶招：合肥模式的實質

關于合肥模式的研究大多先以“講故事”的方式介紹當地多次成功引入大型項目的經過，然后概括相關做法的要點。這種概括的最大公約數有三點。 ^[4]

第一， 合肥的招商引資并非隨機進行，而是依托當地原有的產業結構。 比如，先行研究反復提及的“芯屏汽合”四大產業，均與合肥原有主導產業消費電子、汽車等產業存在密切的聯系：京東方的液晶屏、晶合集成的芯片可以在合肥的電視機、汽車企業那里找到用戶；合肥原有的汽車產業集群有助于新進入的蔚來汽車提高競爭力；人工智能與現代制造業的融合可以依托科大訊飛等當地高科技企業的支持。

第二， 興泰、建投、產投三大國有投融資平臺發揮國有資本引領作用，重視退出機制，實現了可持續投資。

第三， 風險控制機制完備，審核程序嚴格。

上述三點確實是合肥特色。但是，這些特色是對合肥相關工作內容的概括，未必全面地揭示了合肥模式的實質。這種概括很難回應以下問題： 為什么精干的投資隊伍和嚴格的審批程序未能防止對造船和醫藥產業的失敗投資？合肥模式的模仿者們應該如何盡可能地規避風險？這些問題，顯然不是“風投或創投不可能百分之百成功”的說法可以遮蔽的。

在并非發達地區的省會城市，通過創新投資機制創造多個全新產業這一成就，足以讓合肥模式在政策史上占據重要地位。但是，在存在失敗案例的情況下，我們需要抽象出合肥模式的實質，以及學習這一模式的要點。當然，關于失敗案例的信息很少，完成這種抽象的難度較高。在這里，我們遵循以下思路：首先總結成功案例的規律，然后審視失敗案例是否由于違背了這種規律而失敗。

先看 液晶屏、電動汽車和存儲芯片 三個成功案例。一般來說，產業競爭力的形成有三個關鍵節點：投資能力、技術能力與市場需求。 ^[5] 首先，三個項目都需要大量投資。其次，可能令讀者稍感意外的是，京東方、蔚來以及長鑫存儲在合肥投產的早期產品的生產技術或者比較成熟，或者風險不高，這就提升了這些項目的成功概率。京東方在合肥最早投資的項目是6代線液晶屏，這一技術部分購自韓國。同時，這一時期的液晶屏產業出現了明顯的內置化趨勢，即生產過程中的復雜性越來越多地轉移到生產設備之中。在內置化趨勢明顯的產業中，購買設備的資金能力，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生產能力。 ^[6] 蔚來的電動汽車主要由當地企業江淮汽車代工。與內燃機汽車相比，電動汽車的硬件部分經歷了明顯的模塊化，生產過程的難度大幅降低。

一方面，電池組取代了內燃機汽車的動力系統，而協調復雜的動力系統是傳統內燃機汽車企業的核心技術；另一方面，原本對企業的技術能力要求較高的底盤加工技術也逐步簡化。因此，對于具有長期生產內燃機汽車經驗的江淮汽車來說，生產電動汽車的難度不高。 ^[7] 長鑫存儲最初量產的產品是內存芯片，技術風險不高。再次，正如先行研究強調的那樣，合肥市的產業結構意味著三個項目都可以在當地找到需求。 ^[8]

至此，可以發現，就三個成功案例而言，由于技術難度并非很高，且當地存在穩定的需求，所以，阻礙企業發展的主要因素是巨量投資。換言之，這 些企業形成競爭力的關鍵節點都是進行投資的能力，而合肥的政策性投資機構為三個項目提供了資金支持。 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最早關注合肥模式的路風提出的“地方政府的產業創造功能”才得以實現。 ^[9]

再看造船、醫藥兩個失敗案例。在資料有限的情況下，筆者并不試圖假裝可以給出原創性分析。但是，比較成功組和失敗組還是有益的。首先，兩個項目都需要巨額投資。其次，兩個項目所涉及的技術基本上都屬于成熟技術。再次，兩個項目都存在市場需求。從公開材料來看，合肥為技術上比較成熟的兩個項目提供了資金， 造船案例的失敗源于市場需求的劇烈變動，醫藥案例的失敗與招商對象的治理機制有關。

比較兩組案例，可以得出什么結論？ 第一，合肥模式的創新在于戰略性地使用政府資金。第二，合肥的成功案例集中在資金需求巨大、技術風險較低、具有本地需求的產業。第三，對特定產業的競爭力形成過程的深入理解，是相關政策實踐取得成功的前提。 由于不同產業的競爭力的關鍵節點并不相同，所以，即便是具有高度投資技巧的專業團隊也很難避免失敗。

換言之，行業特征是影響政府引導基金成敗的關鍵因素。在現階段，我們可以將合肥模式的實質概括為 指向對象產業競爭力形成過程中的關鍵節點的內源性以投帶招 ：以投帶招指政府資金以風險投資的形式推動外地企業進入，內源性指招引對象的產品在當地具有明確的需求，指向關鍵節點指政府資源指向競爭力形成過程中的關鍵環節。

因此， 推行合肥模式至少需要強大的財政能力、比較成熟的生產技術、明確的本地需求以及精準的產業分析能力。 在這個意義上，對于縣域經濟來說，模仿合肥模式的難度可想而知。

從移入到嵌入：合肥模式地方化的太和實踐

在現階段，合肥模式的地方化出現了兩種路徑，二者的特征可以分別概括為雙重移入與雙重嵌入。

政府引導基金的目的主要在于招商引資。我們在調研中發現，部分地方政府在模仿合肥模式的過程中，存在試圖將合肥的做法直接移入本地的政策體系，進而將招商對象企業移入當地的傾向。

本文將對合肥模式的這種地方化路徑的特征總結為 雙重移入 。但是， 這種路徑忽視了省會級城市的經濟狀況與縣域經濟的區別，增大了縣域經濟的財政壓力 ；同時，由于不重視招商對象與本地產業結構的關系，所以這種路徑要么難以移入外部企業，要么移入的外部企業難以在當地扎根，失敗的概率較高。所幸，對合肥模式的模仿之中存在成功案例。

這種成功案例代表了另一種路徑： 在調整合肥的具體做法、控制政府資金投入規模、使其符合當地實際的同時，依托當地社群關系所衍生出來的企業網絡來吸引外部企業穩定地在當地發展。 本文將這種路徑的特征概括為雙重嵌入。當然，這種成功未必是事先設計的，而是在政企互動中逐漸形成的。 安徽省太和縣 的案例反映了地方政府在模仿合肥模式的過程中如何從雙重移入轉變為雙重嵌入。

2023年3月2日，《安徽日報》的頭版頭條以“華東藥都的新打法”為題，肯定了招商引資領域的一項縣域實踐。隨后，安徽省政府相關機構倡導各地關注這一實踐。權威媒體之所以以這種方式進行報道，政府部門之所以給予肯定，一方面是因為“華東藥都”太和縣的做法對當地醫藥產業的發展產生了明顯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是因為當地政府以符合縣情的方式發展了合肥模式。 ^[10]

太和縣位于人多地少的皖北，曾經是國家級貧困縣。2021年，該縣的醫藥、新能源、發藝、工業濾布四大支柱產業產值占全縣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73.6%；其中，醫藥產業的產值占規模以上工業產值的33.4%。 ^[11] 在改革開放之后很長時期內，廣東省普寧市和安徽省太和縣是西藥流通領域的南北兩大中心。普寧與太和兩地的醫藥產業均源自醫藥銷售。即使在今天，醫藥銷售在兩地的醫藥產業中仍然占據重要地位。

上世紀末，中央政府整頓醫藥流通市場之后，太和縣醫藥產業逐步規范化，保持了核心產業的地位。但是，近年來，太和縣醫藥產業接連遭遇挑戰，使得當地政府不得不嘗試政策創新。

早期的太和縣醫藥企業由“行商”與“坐賈”構成。在當地，行商指在外地營銷醫藥產品的銷售企業，坐賈指在當地經營醫藥產品的批發企業。在全國各地從事醫藥銷售的太和藥商在高峰期約有10萬~15萬人。考慮到太和縣的人口在180萬左右，不得不說這是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數字。當地最大的坐商當數從縣醫藥公司轉制而來的安徽華源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不但是安徽省最大的醫藥批發企業，而且曾經位居全國前列。

就對外影響而言，龐大的銷售網絡意味著太和藥商幾乎覆蓋了所有縣級以上醫院；從對內影響來說，醫藥銷售產業發達意味著關于醫藥產業的知識彌漫于整個太和縣。另外，上世紀90年代以來，部分通過銷售積累了資金的太和藥商開始在外地創辦制藥企業，從事研發與制造。

近年來，該縣醫藥企業面對的挑戰，主要是營商環境以及市場格局的變化。如果說醫療反腐和為了降低虛高的藥價而出臺的兩票制——在醫藥產品的銷售過程中只能開具兩張發票，第一張由制造業企業為銷售企業提供，第二張由銷售企業為醫院開出——幾乎直接導致全國所有醫藥銷售企業的利潤下降，那么集中采購則不但壓低了醫藥企業的利潤，而且改變了醫藥產業的競爭格局。 ^[12]

眾所周知，集中采購的目的在于通過提高買方集中度來降低藥價。買方集中度上升意味著成本變成醫藥企業競爭的焦點，而成本競爭顯然有利于大型藥企。但是， 分布在外地的太和籍制藥企業大多為中型藥企。因此，這些制藥企業亟須擴大規模，以便與大型藥企競爭。 然而，在醫藥產業，擴大規模并非易事。

同一時期，該縣政府也面臨新的挑戰。一方面，昔日的太和行商們逐漸在外地生根，與太和的經濟聯系日益淡薄；而為當地提供了大量稅收的坐賈們在全國市場遇到越來越強的競爭，為當地貢獻的稅收下降。另一方面，實現產業轉型升級，改變當地醫藥產業以銷售為主的產業格局，向制造和研發環節攀升，已經成為當地政府必須完成的任務。

在這樣的背景下，隨著合肥模式興起，當地政府開始嘗試通過政府引導基金招商引資。實際上，當地曾經出現過兩支以公共資金為主的政府引導基金。但是，由于缺乏運營經驗，這些基金或者主要由外地資本主導，或者傾向于在外地投資，均未實現當地政府發展本地醫藥產業的目標。隨后，縣政府將注意力轉向在外地設廠的太和籍制藥企業。受到省級權威媒體與政府肯定的太和保興醫藥健康產業園，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

2019年，在縣政府的支持下，一家太和籍藥商在外地設立的制藥企業以自籌資金的方式，在當地建設太和保興醫藥健康產業園。對于這家企業來說，建設這一產業園的主要目的是將產能轉移到家鄉，爭取發展成為“醫藥行業的富士康”，通過擴大規模來緩解競爭壓力，擴大企業規模。但是，對位于太和縣的制藥企業來說，成為醫藥行業的領先代工企業顯然具有難度。產業園的轉機是政企互動。這里的要點在于，發展制藥業符合縣政府改變當地醫藥行業以銷售為主的現狀的需求。

換言之，這家制藥企業與縣政府的戰略目標一致。經過反復磨合，政企雙方根據當地實際情況設計了一種新的招商方式。這種方式既保留了作為合肥模式核心內容的以投帶引，又從當地財政拮據的現實出發，盡可能地控制了公共資金的支出規模與投資風險。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方式充分地利用了當地醫藥產業的真正優勢，指向了在縣域發展具有高科技色彩的西藥產業的關鍵節點。到2024年，產業園已經從北京、上海、重慶等地引入24個優質項目，累計稅費貢獻超過1億元。 ^[13]

這一方式的核心是圍繞政府引導基金形成的研發、制造、銷售三個平臺。 ^[14] 太和縣的政府引導基金向一線城市的醫藥研發企業進行風險投資，為其提供研發平臺。如果研發失敗，基金承擔損失；如果研發成功，接受投資的醫藥研發企業需要將生產權 （業內稱為“B證”） 轉讓給太和保興醫藥健康產業園，由后者承擔制造平臺的職責。 ^[15]

銷售平臺是當地政府為太和籍醫藥銷售企業提供的服務平臺，除一般性的公共服務以及銷售結算方面的服務之外，進入這一平臺且入股政府引導基金的銷售企業，可享有銷售產業園代工生產的藥品的優先權。

顯然，政府引導基金是串聯起三個平臺的關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太和實踐具有合肥模式的要素。但是，太和縣的政府引導基金的構成頗具本地特色。以已經投入運營的第一支基金為例，縣政府經開區下屬平臺公司出資20%，太和縣所在的阜陽市投發集團出資10%，產業園運營方出資20%，其余資金來自太和籍醫藥銷售企業，或與太和醫藥產業關系密切的本地或外地企業。

不同于政府大量出資的合肥模式，太和縣政府引導基金中70%的資金是“社會資本”，其中的主體是太和籍制藥企業與銷售企業。這種設計，顯著減輕了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

在控制出資規模之外，縣政府通過三種方式控制風險。首先，為確保企業落地， 縣政府與園區運營企業簽訂協議 ，以法律手段保證生產活動在當地進行。其次， 政府保留了對具體投資項目的否決權。 投資基金由有限合伙人 （LP） 和普通合伙人 （GP） 構成。

在金融市場上，有限合伙人是主要出資方，不參與基金的具體運作；普通合伙人出資很少，負責具體運營和投資決策。一般來說，政府引導基金大多聘請市場化的基金管理公司出任普通合伙人。政府引導基金具有風險投資的性質，其運作存在風險。實際管理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完全可能利用這種性質來“尋租”，因為風險投資不可能或不必百分之百地成功，這種“尋租”行為很難被問責。

在實踐中，很多政府引導基金都出現過相關問題。對于財政拮據的縣域經濟來說，這種難以追責的風險是不能承受之重。為了降低風險，太和縣政府邀請作為上級政府的阜陽市政府所屬的基金管理公司出資1%，擔任太和縣醫藥產業引導基金的兩個普通合伙人之一。這種安排使得兩級政府保留了對高風險投資項目的否決權，抑制了市場化運作的政府引導基金的內部風險。

實際上， 如何控制縣級政府的出資規模、抑制伴隨風險投資的各種風險，正是合肥模式地方化中的關鍵問題。 太和縣的相關制度安排比較有效地回應了這些問題。再次，太和縣政府要求產業園生產的所有藥品的兩張發票中的第一張發票必須在太和開具，這一措施保證了增值稅可以留在本地。

當然，控制政府出資規模、抑制伴隨風險投資的各種風險，并不意味著政府引導基金就一定能夠促進當地產業的發展。實際上，太和實踐的另一個要點在于， 充分挖掘本地醫藥產業的真正優勢，打通醫藥產業的三個環節，形成一種嵌入當地經濟社會關系的商業模式。 西藥產業由研發、制造、銷售三個環節構成。

在新的政策環境中，原本可以各自為戰的太和籍中型制藥企業和中小型銷售企業已經很難面對環境的變化，需要向垂直統合、充分打通三個環節的方向發展。資源豐沛的大型藥企可以在企業內部對三個環節進行垂直統合。但是，對太和籍制藥企業和銷售企業來說，受限于規模，依靠自身資源進行垂直統合難度很高。

一方面，盡管產業園的運營方等部分太和籍制藥企業同時涉足三個環節，但與大型藥企相比，太和籍制藥企業的優勢并不明顯。另一方面，作為太和籍醫藥企業主體的銷售企業，很難進入具有資金和技術壁壘的制造和研發環節。所以，對于太和縣來說，如何在當地打通三個環節是發展醫藥企業的關鍵。

太和縣的解決方案是 發起政府引導基金，以向醫藥研發企業投資的方式進入研發環節，同時推動太和籍醫藥銷售企業加入政府引導基金，獲得對醫藥品種的優先銷售權。

在這一模式中，研發、制造、銷售企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外地研發企業在獲得研發資金的同時，通過太和籍制藥企業生產，并借助太和籍銷售企業實現市場化；太和籍制藥企業可以通過研發企業向產業鏈的上游延伸，并通過銷售企業進入市場；太和籍銷售企業通過與研發企業、制藥企業的聯系獲得藥品的優先銷售權。

正是在這樣的關系網絡之中，外地研發企業嵌入了當地的醫藥產業網絡。其中，推動當地醫藥銷售企業加入政府引導基金是點睛之筆：醫藥銷售網絡既是太和醫藥產業的起點，又是其優勢，也是政府引導基金的主要出資方。在這一案例中，太和縣的企業間網絡關系或社群機制直接發揮了重要的促進作用，而這一特征并不存在于合肥模式。

基于本地特征與產業屬性的以投帶引：關于合肥模式地方化的思考

在經濟地理學名著《地區優勢》中，安納利·薩克森寧詳細分析了美國的高科技產業中心何以從東海岸128號公路附近轉移到西海岸硅谷地區之后，這樣總結全書的核心內容：“雖然其他地區以網絡為基礎的工業體系可能為決策者提供廣泛的樣板，但是地區性工業戰略只有在它適應特定地區及其工業界的具體問題和具體條件的時候才能奏效。” ^[16]

如果稍作轉換，可以這樣表達我們對于作為合肥模式地方化的一種路徑的太和實踐的認識：雖然合肥模式開創的以投帶引的招商思路，可以為縣域經濟實現產業升級提供重要參考，但 合肥模式只有在它適應特定縣域經濟及其工業界的具體問題和具體條件的時候才能發揮作用。 簡言之，太和實踐的要點在于 雙重嵌入：第一，根據當地的財政條件，將合肥模式的精髓嵌入當地的政策體系；第二，依托當地的社群網絡，將招商企業嵌入當地相關產業的交易關系網絡。

首先，由于財政資源與行政能力不同，縣級政府學習合肥模式時，不宜直接移入合肥模式，而是應該將以投帶引嵌入當地的政策體系之中。具體來說，縣域經濟的脆弱性決定了，縣級政府在以投帶引過程中需要控制政府投資的規模，這是第一重嵌入。其次，縣域經濟中的主導產業大多是具有產業集群性質的傳統產業。很長一段時期以來，我們往往強調這種產業集群技術落后、競爭力不強。但是，這些產業集群大多是當地的經濟支柱，脫離這種產業基礎去討論產業升級是不現實的。

畢竟，在縣域經濟大規模地發展戰略性產業面臨很多客觀約束。所以，如何實現傳統產業集群的轉型升級，是更為現實的政策議題。關于傳統產業集群的研究表明，這些產業集群的出現與發展往往衍生出充滿韌性的企業間關系網絡或社群機制。 ^[17]

在對包括安徽多地在內的縣域經濟調研中，我們多次注意到，這種企業間網絡或機制往往是當地傳統產業真正的競爭優勢，可以成為成功推行工業戰略或實現合肥模式地方化的助力。 ^[18] 太和實踐的另一個要點在于， 通過激活當地的企業間關系網絡或社群機制來招商引資。 通過與外地企業的個人關系或地緣關系來招商引資，是地方政策的常用措施。但是， 這種招商方式依托的是情感因素，而非商業邏輯。

太和縣的做法是從商業邏輯出發，通過本地的真正競爭優勢——廣泛地分布于西藥制造和銷售環節的太和籍企業網絡，引入外地的研發企業，從而在當地打通西藥產業的三個環節。在這樣的過程中，基于商業邏輯進入太和的外地研發企業，與太和籍制藥企業和銷售企業之間形成了相互依賴的關系。對于這三種企業來說，只有相互依賴才能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從這種商業邏輯中衍生出來的依賴關系，保證了外地企業可以比較穩定地與當地企業合作。這是第二重嵌入。

讓我們回到開篇部分提到的經濟史家的論斷：成功的趕超進程必然伴隨著具有原創性的經濟政策。我們相信，中國實踐中同樣存在足以為其他后進國家提供啟示的原創性經濟政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位經濟史家的研究是在國家層面展開的。 在地域廣闊、行政層級多重的中國，原創性經濟政策既可能來自中央或省級政府，也可能源于縣域經濟乃至鄉鎮經濟。 ^[19]

參考文獻：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國家安全治理研究”（22JJD8110001）；北京大學公共治理研究所“工業行政研究項目”（TDXM202103）。
[1] 亞歷山大·格申克龍：《經濟落后的歷史透視》，張鳳林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0頁。?
[2] 美德兩國在崛起時期采取的關稅措施、政策聯盟以及日本在趕超時代推行的產業政策即屬于這類政策。?
[3] 通過公共資金來引導經濟發展的嘗試并非從來不存在于后發大國的政策史。比如，日本政府在高度成長期使用過財政投融資政策。但是，政府引導基金與財政投融資的性質與規模不同。
[4] 本文對于合肥模式的討論參照了筆者在當地進行的訪談以及以下文獻：郭志強：《“合肥模式”做對了什么》，載《中國經濟周刊》2023年第20期；戰永杰：《合肥模式：政府資本招商形成新興產業培育合力》，載《經濟導刊》2023年第9期；倪金節：《穿越科技成果轉化周期的“三步走”》，載《金融博覽》2023年第2期；倪金節：《以面聚體：打造產業集群，放大“擴張效應”》，載《金融博覽》2023年第4期；倪金節：《以引育復合型人才助力獨角獸企業培育》，載《金融博覽》2023年第6期；郭年順：《“合肥模式”：地方發展主義新類型》，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6期；朱蘭、高柏、黃邁：《“風投發展型”政府與合肥新能源汽車的崛起》，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2期。?
[5]宋磊：《追趕型工業戰略的政治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6] 中國的第一條液晶屏生產線出現在長春。但是，這一生產線由于良率過低而被淘汰。這里所說的良率問題，與當時液晶屏的生產需要復雜的現場管理技術直接相關。實際上，所謂內置化解決的就是這一問題，韓國及中國臺灣地區液晶屏企業能夠取代日本企業也與內置化有關。
[7] 近年來，越南、印度等國也出現了很多電動汽車企業。這一現象表明，電動汽車的生產難度不高。?
[8] 主動為經由招商而來的企業協調銷售對象是地方政府的常見做法。?
[9] 路風、蔡盈盈：《中國液晶面板工業報告》，科技部咨詢報告，2011年；路風：《光變：一個企業及其工業史》，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年版。?
[10] 就筆者在過去五年進行的多輪調研來看，太和實踐涉及政府、企業、社群三類主體的戰略的動態匹配等問題。對于這一復雜的協調過程，筆者將專文另述，本節僅從合肥模式的地方化的角度來簡要地介紹這一案例。除注明之處，關于太和實踐的資料來自筆者2019年以來在該縣進行的訪談。?
[11] 相關數據來自太和縣統計局。長期以來，醫藥產業一直是當地第一大產業。?
[12]在兩票制出臺之前，一份醫藥產品的發票可以多達七八張。這意味著繁復的流通環節推高了藥價。?
[13] 數據來自縣政府、產業園。?
[14] 王子陽、朱武祥、李浩然：《重塑縣域特色產業組織模式——以安徽太和醫藥產業轉型升級為例》，載《清華管理評論》2022年第7—8期。?
[15] 中國的一線城市存在大量中小型醫藥研發企業。這些企業具有科研能力，但是很難進入需要大量投資的制造環節，也不擅長銷售。這些企業與太和縣合作的原因在于當地可以提供制造與銷售能力。
[16] 安納利·薩克森寧：《地區優勢：硅谷和128公路地區的文化與競爭》，曹蓬、楊宇光等譯，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頁。?
[17] 王輯慈：《創新的空間》，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8] 實際上，即使同一產業，在不同地區也會具有不同的屬性。同一個產業，在大城市可能是資本密集型的，在縣域之中則可能是關系密集型的。關于這一問題，筆者將專文另述。孫曉冬、宋磊：《產品性質與治理機制：當奧斯特羅姆遇到西蒙》，載《北大政治學評論》第3輯。?
[19] 省級政府更多地具有中央政府派出機構的性質，而縣級及以下政府的地方性更為明顯。?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文化縱橫 ，作者：宋磊、孫曉冬，編輯：吳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