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醫生的病人，很多愿意把自己和孩子的生命托付給她。

在她們的回憶里，邵醫生溫柔、耐心，會在產婦最恐懼無助時，抱著她，一聲聲安慰說：“乖，不用怕”，也會在送產婦出產房時候，說“你辛苦了”。

在邵醫生生活的世界里，她擁有一個清晰而穩固的坐標：周口市第六人民醫院婦產科主任，一個在崗位上工作了三十余年的、備受尊敬的醫生。她也會像我們多數人一樣，使用抖音，記錄生活的點滴。

直到 2025 年初開始，她在數字世界里遭遇了野蠻的入侵。

根據@津云新聞 的報道，邵醫生遭遇了三次醫療糾紛。第一起糾紛中，產婦羊水栓塞，需要切除子宮，家屬簽了同意書，但在事后反悔，要求一百萬賠償；

第二起里，醫生告知產婦風險，但產婦堅持順產，也簽了同意書，但最終胎兒死亡，產婦保住了性命；

第三起，新生兒在出生兩天后，缺氧，最終被診斷為腦癱，家屬認為這是醫院的責任。

三起醫療糾紛，三個互不相識的家庭，在抖音上相遇，并借由平臺的放大效應，對邵醫生發起了持續七個月的、公開的網絡暴力。

在他們發布的視頻里，邵醫生的所有專業和溫情都被抹去，她被塑造成了一個“研究摘除子宮，研究篡改病例”的、“披著白色外衣的狼”。

邵醫生并非沒有反抗。她像任何一個試圖在規則內解決問題的普通人一樣，向平臺發起了投訴和舉報，但沒有激起任何有效回響。

舉報石沉大海，七個月的時間里，她被孤立無援地暴露在由像素、評論、點贊和分享共同構成的、無形的、數字化的利刃之下。

這是她的第一次死亡，她的社會身份和職業尊嚴，在網絡上被判處死刑，直到 2025 年 8 月 1 日，邵醫生“第二次死亡”，她從樓上跳下，物理生命在現實中歸于沉寂。

一周后，8 月 8 日，抖音平臺發布了一份官方聲明。這份聲明里，有數據，有流程，有平臺的“處置”記錄，有“一鍵防網暴”的功能指南。

卻唯獨缺少了——為什么？

為什么“幸存”的 13 條視頻和 505 條評論就能摧毀一個人？

抖音 8 月 8 日發布的聲明中列出了一些數字。

它告訴公眾，在總計 89 條相關視頻中，它成功“處置”了 76 條。在 962 條相關評論中，它“處置”了 457 條。

它還強調，在邵醫生本人賬號收到的上萬條評論中，絕大多數都是支持她的，僅有的 60 條攻擊性言論中，51 條被平臺處理。

這些數字，經過精心的編排，試圖構建一個“平臺盡力了”的敘事。它將一場持續七個月、導致一條生命逝去的悲劇，定性為“一場由少數用戶 （15 個賬號） 發起的、平臺方已盡力管控但仍有不足的侵權事件”。

然而，對于一個身處暴風眼中的受害者來說，100 發子彈和 15 發子彈的區別是什么？

抖音仿佛在說自己已經擋住了 85% 的子彈，卻對其余 15% 的致命子彈以及它們造成的最終傷害，輕描淡寫。這種用百分比來模糊絕對傷害的邏輯，是對逝者最冷酷的冒犯。

而且，“處置”究竟是什么意思？

抖音的“處置”手段，包含了“不予推薦”、“好友可見”等多種弱干預。然而，一條“不被推薦”但依然存在的視頻，對于施暴者的“粉絲”這個核心加害群體來說，是完全可見、可持續造成傷害的。

抖音將“下架”和沒有實施的“封禁”這種強干預，與“限流”這種弱干預混為一談，以此在數據上夸大了其治理的有效性。

這份聲明回避了最核心的問題：那 15% 的“漏網之魚”，并非隨機存在。它們之所以“幸存”，正是因為它們在算法眼中，是“最有效”的內容 —— 最能煽動情緒、最能引發對立、最能帶來流量。

平臺的算法，像一個殘忍的“過濾器”，它過濾掉了大部分平庸的惡意，卻精準地提煉出了“毒性”最強的那一部分。然后，它將這些高濃度的“毒藥”，持續、精準地投喂給那些最容易被煽動的用戶群體，在一個封閉的“信息繭房”內，反復加強他們的仇恨與偏見。

這些施暴者，也是抖音的“產品”。抖音通過長期的、個性化的內容喂養，系統性地為用戶裁剪信息食譜，剔除復雜，強化偏見，獎勵沖動。它不知疲倦地認知教練，日復一日地訓練用戶，讓他們逐漸喪失對復雜現實的耐心，轉而擁抱簡單的情緒宣泄。

于是，當“惡魔醫生對抗悲慘家庭”這個充滿戲劇性的超真實敘事，被投喂給這些早已被系統規訓好的用戶時，其后果是注定的。 他們的憤怒、他們的攻擊、他們的轉發，不再是單純的個人行為，而是這個巨大商業機器運轉時所需要的燃料。

因此，平臺不僅是沒有“刪干凈”，它是在用自己的核心機制，篩選并“放大”了最致命的傷害。它所攔截的 85%，像是它龐大流量機器運轉的“成本”，而它所“幸存”并放大的 15%，是它剩余的“利潤”。

為什么抖音沒有封禁這些賬號？

邵醫生也會使用抖音。

她的抖音上，大多是她接生的新寶寶。置頂的一條視頻，是新爸爸給自己的孩子切臍帶；7 月 30 日，在她自殺前幾天，她接生了龍鳳胎，在抖音上開心地配文：“一下子兒女雙全”。

她也偶爾會分享自己的生活。她分享了鳳凰傳奇的演唱會視頻，分享了媽媽送來的涼拌西紅柿，還有自己剛周歲的孫子在伴著音樂手舞足蹈。

對 57 歲的她來說，抖音無非是現實生活的延伸。她大概以為，自己只是在使用一個更方便的電子日記本或社區公告欄，就好像抖音的 Slogan 所說，“記錄美好生活”。

2024 年 5 月 19 日，邵醫生發布視頻：“明天就是 5 月 20 日，諧音‘我愛你’，我愛我身邊的所有人，我也希望所有人心中有愛。”

但她不可能意識到，這個平臺看起來是一群人在分享日常、溝通交流，如同普通生活一樣，但 其內核卻是由“注意力—流量—變現”這一非人性的市場邏輯與系統邏輯所驅動的。

這內層冰冷的系統，是導致邵醫生面對風暴時，抖音不作為的原因。

一個反復提及但總是被忽略的常識：抖音，以及所有類似的社交媒體平臺，其商業模式的本質，是“注意力經濟”。

它們售賣的商品，不是視頻，不是服務，而是我們每一個用戶的時間和注意力。 廣告商是它們的客戶，而我們，是它們需要打包賣給客戶的“產品”。

在這個商業邏輯下，平臺的最高目標，就是盡可能久地、盡可能深地，將我們的注意力“鉤”在它的 App 里。而能夠鑄造這把“鉤子”的最強材料，就是人類的情緒。在所有情緒中，又以憤怒、對立、爭議和窺探，最為廉價，也最為有效。

相比于快樂和溫情，憤怒更能激發我們留言辯論的沖動；相比于平和，爭議更能激發我們轉發站隊的欲望。這些行為，在平臺的后臺，都被標記為最高價值的“互動”，是算法系統最渴求的“燃料”。

三個“悲慘家庭”控訴一個“惡魔醫生”，這充滿了戲劇沖突、道德審判和身份對立。對于算法來說，這是一個完美的、高能量的“內容產品”。

對于抖音來說，徹底地、永久地封禁那 15 個施暴賬號，是一個技術上極其簡單的操作。但這個操作，在商業上，卻等同于親手關閉一座正在高效運轉的“流量工廠”。這是一種商業上的“自我傷害”。

因此，平臺選擇了一種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策略：用一套復雜的舉報流程，來安撫和消耗受害者的精力；用一些“限流”、“好友可見”的弱干預，來應對輿論的壓力；同時，默許核心的沖突性內容，在算法的精準投喂下，持續發酵，為平臺創造價值。

這并不是某個人的決定，畢竟工程師和運營者們面對的不是邵醫生本人，而是由數據、曲線和概率構建的模型。

抖音官方曾說，模型本質是在學習“某類人對某類視頻發生特定行為的規律”。在這個高度抽象的視角下，一個活生生的人的痛苦，被“降維”成了一系列可以被優化、被利用的數據指標。

每個人都只是在完成自己的 KPI，優化自己的模型，但沒有人對最終那個“房間里的大象”—— 一個具體的人正在被毀滅 —— 負責。

即便這些人是最優秀、最善良的人，以最純粹的技術理性去構建一個系統，如果系統的核心目標是單一且非人性的，那么“惡”的涌現依然不可避免。

為什么邵醫生放棄了舉報？

抖音還提供了一組看似能夠證明其“響應及時”的數據：

在 2024 年 12 月至 2025 年 1 月間，共收到邵醫生及其代理人發起的侵權舉報 48 次，其中 32 次平臺判定舉報成功，并下架了對應的 19 條內容。

抖音似乎想用這組數字，來描繪一個“用戶在舉報、平臺在處理”的正常運作畫面。但在這冰冷的數字背后，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令人心碎的、關于掙扎與消磨的過程。

我們該怎么理解這 48 次舉報？這不是簡單的點擊和后臺記錄，而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專業人士，在兩個月時間里，對平臺抱有期待的次數，也是她嘗試自救的次數。

每一次點擊舉報，都代表著一次傷害的發生，也代表著她將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平臺規則的求救信號。

然而，在?1 月份之后，邵醫生這位受害者，幾乎完全停止了這種官方提供的、唯一的自救行為。

是因為問題解決了嗎？是因為施暴者收手了嗎？抖音自己的聲明否認了這一點，其中清楚記錄著，后續的攻擊，在 3 月、5 月、7 月，周期性地、持續地發生著。

那么，更可能的解釋是， 她放棄了。不是放棄求生，而是放棄了對這個平臺的信任。

所謂的“32 次舉報成功”，最終只換來了“19 條內容下架”。這意味著，大量的舉報是重復的，或者在抖音眼中是“不成功”的。

更重要的是，即使是“成功”，也毫無意義。因為那 15 個賬號依然存在，他們可以像打地鼠游戲一樣，在一條視頻被下架后，迅速發布一條新的、甚至更惡毒的。

抖音所謂的“舉報渠道”，對于受害者而言，并非一個有效的“保護盾”，而是一個足以將人拖垮的“官僚泥潭”。它將舉證的責任、持續監控的責任、反復申訴的責任，全部推給了本就處在巨大痛苦中的受害者。

我也問一個抖音的資深運營，為什么不及時處置這些謠言，他告訴我說，你也在平臺待過，平臺視角里，你得先告訴我，什么是謠言？

根據抖音的內部流程，在處理一些復雜的、需要核實的信息時，相關團隊需要反復查閱官方文件，甚至動用大語言模型和人工核查員。這是一個成本高昂且充滿不確定性的過程。 從平臺的風險規避和運營效率角度出發，“等待權威定論”似乎是一個最安全、最中立的選擇。

于是，平臺將一個“制止傷害”的道德責任問題，偷換成一個“判斷真相”的技術難題，并以此為借口，心安理得地不作為。受害者必須在系統所設定的規則、流程和標準之下，完成這個證明，否則系統就沒有責任。

持續的舉報和自證，本身就是對受害者的二次消耗和精神折磨。

在證明那是“謠言”之前，我們已經可以百分之百地證明，那是一種“傷害”。一個對“傷害”視而不見的系統，再去奢談它對“真相”的追求，是毫無意義的。

她停止呼救，不是因為風暴停了，而是因為她發現，所謂的救生艇，不過是畫在墻上的一個逼真幻影。

為什么抖音現在清理了所有的相關痕跡？

2025 年 5 月份，抖音出臺了新的社區規則，旨在“保護熱點發酵中當事人”，這是一個公開的治理宣言，向外界展示其負責任的姿態。

我們現在也知道，就在同一時間，邵醫生，一個完全符合該規則保護對象的典型當事人，她的求助石沉大海，她的名譽和人身安全正在遭受持續的、毫不受控的攻擊。

我們不能簡單地說抖音是虛偽和作秀，面對社會輿論和監管壓力，平臺需要通過發布新規、建立專項等方式，來展示自己的治理決心。

這些宣言，就是它需要交付給公眾和監管部門的產品。至于這個產品能否被有效、全面、無差別地應用到每一個角落，是另一個層面的、關于執行成本和效率的問題。

治理的資源和注意力，會被優先投入到那些“已經”或“可能”成為具有巨大公共影響力的事件上 ，如“胖貓事件”，而邵醫生的遭遇，在系統的判定中，可能始終只是數以萬計的“普通用戶糾紛”之一，其“治理優先級”遠遠不夠觸發那個“5 月新規”的保護機制。

抖音或者其他任何平臺，都是由眾多部門和業務模塊組成，這些模塊并不總是合作無間，相互沖突、各自為政反而是常態。

我們可以想象，負責制定“5 月新規”的，可能是平臺的政策研究或公共關系團隊，他們的 OKR 是降低監管風險、提升平臺美譽度。而負責處理邵醫生投訴的，可能是某個龐大的、背負著“處理效率”OKR 的內容審核團隊。

這些都不是平臺最重要的 OKR，最重要的 OKR 只會是“增長”。 引擎在全速轟鳴時，“治理”的剎車要么被設計得有選擇性地失靈，要么其聲音被完全淹沒。

當邵醫生的案例，其產生的“流量” （增長模塊的 KPI） 價值，在系統看來高于其產生的“風險” （治理模塊的 KPI） 時，系統便會默許其存在。直到悲劇發生，風險數值爆表，遠遠超過其流量價值時，系統才會啟動最高級別的響應。

于是，在邵醫生墜樓身亡后，一場規模浩大、效率驚人的清理運動開始了。

抖音上，已經找不到那些曾持續攻擊她數月的賬號；在邵醫生的視頻下面，也看不到今年 1 月到 7 月的任何評論。小紅書上，不論搜索“邵醫生”或者她的本名，返回的都是與這一熱點事件毫不相關的內容。

這種驚人的效率，是平臺遲來的懺悔嗎？是它道德覺醒的證明嗎？

恰恰相反。清理行為，是一場冷靜、高效的“止損”，是在清除系統運行產生的、如今已威脅到自身的工業廢料。這個清理過程，恰恰證明了它從未將邵醫生的遭遇和那些言論看作是生活世界里的恩怨與痛苦，而自始至終都只是作為需要被管理的數據和信息來對待。

而且，我們可以進一步發現，那個可以一鍵刪除、可以屏蔽一切的強大權力，它一直都在那里。 在邵醫生最需要保護的七個月里，這個權力始終休眠，卻在平臺自身面臨輿論危機的時刻，被瞬間激活。

平臺可以決定我們能看到什么，也可以決定我們看不到什么。

最初，它曾成功地放大一方的聲音，將一種敘事塑造成壓倒性的“事實”，并最終導致了一個人的死亡。

之后，它又成功地將那段被放大的歷史，從公共視野中抹去，創造了一個“干凈”的、仿佛什么都未曾發生過的數字空間。

最終，歲月安穩，一切都好。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灑家君澤 ，作者：韓洪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