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妙投APP

作者| 丁萍

頭圖 | AI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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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系統性的“大貶值”，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席卷全球，而它的風暴眼，就在華盛頓的美聯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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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曾經被視為全球金融穩定器的機構，如今正悖論般地，淪為這場大貶值的加速器。它所承受的，遠非尋常的壓力—— 左側是通脹復燃的深淵，右側是經濟衰退的懸崖，而它的脖子上，還架著一把來自白宮的利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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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內外交困的狼狽景象，與多年前一本名為《大貶值》的著作中的預言，精準地重合了。當經濟學家丹尼爾·巴拉塔在這本書中寫下“債務炸彈”與“危機周期”的預言時，市場一笑置之，視其為又一次危言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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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今天我們才驚駭地發現，那并非預言，而是早已寫好的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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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資產大規模貶值的核心，實際上就是規則制定者權威的崩塌，制度功能的失靈，而這又會波及到每一個普通人的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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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這場“大貶值”中，我們該如何保住自己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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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力的侵蝕

我們正處在一場由美元主導的體系性“大貶值”中，而頑固的通脹，就是這場貶值開出的最直觀的賬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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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2025年6月CPI數據顯示通脹率已回升至2.7%，核心PCE物價指數也很頑固，5月為2.7%。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推行的關稅政策被普遍視為通脹的“助燃劑”，可能通過推高進口成本，將整個美國經濟拖向“類滯脹”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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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每一美元，都在加速貶值。更為致命的是，這場貶值幾乎不可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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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判了美元這場貶值的“死刑”？答案就藏在巴拉塔的另一個預言之中： 失控的主權債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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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塔曾斷言，美國國債將沖向50萬億美元——在當時，這聽起來像是天方夜譚。但當美債早就突破36萬億美元大關時，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一預判不再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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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什么在為這個數字瘋狂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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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失控的財政紀律 。僅在2025財年的前六個月 （2024年10月至2025年3月） ，聯邦政府的赤字就已突破1.3萬億美元，相當于每天印出超過70億美元的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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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比債務規模本身更致命的，是它的利息。這筆每年超過1.2萬億美元的利息支出 （德意志銀行預計今年美債利息或超1.3萬億美元） ，甚至已經超越了美國的國防預算，成為聯邦預算中增長最快的支出。它不創造任何價值，不投資未來，唯一的目的就是為不斷滾動的舊債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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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爆這顆炸彈的導火索，已經近在眼前。2025年，將有9.2萬億美元的國債到期，占總額的四分之一。 在當前的高利率環境下，每一次“借新還舊”都無異于飲鴆止渴，成本急劇攀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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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寄望于美元穩定幣市場能為美債“輸血”，但這并不現實 。2500億美元的穩定幣體量，與美國國債總量 （超36萬億美元） 相比，占比極小。更致命的是，兩者在需求結構上存在根本錯位：美債市場最缺的是愿意持有十年、二十年的長期“壓艙石”資金，而穩定幣提供的卻是只求短期流動性的“過路錢”。這種結構性矛盾，注定了穩定幣無法成為美債的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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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官方的行動也在為這場大火澆上汽油。2025年7月簽署的《大而美法案》，將債務上限直接推高了5萬億美元。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 （CBO） 的冷靜測算，這意味著未來十年，美國會增加超過3.4萬億美元的新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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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巴拉塔所言，當政府債務的雪球越滾越大，降息的動機已經不再純粹。它不僅是刺激經濟的工具，更是緩解巨額國債利息壓力的“止痛劑”。尤其是在美國經濟并不樂觀的情況下，任何為了抑制通脹而采取的緊縮政策都可能導致經濟硬著陸。但降息代價也很大，無異于“印鈔”，會進一步稀釋美元的購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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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的動搖

這場貶值既是美元作為貨幣本身購買力的侵蝕，更是其作為全球霸權體系的信用根基的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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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體現在體制信用的崩塌：一個本應獨立的央行，如今卻淪為了政治斗爭的角斗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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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的獨立性，曾被視為美國乃至全球金融穩定的基石，如今卻在政治壓力下搖搖欲墜。特朗普總統目前對美聯儲的持續施壓，是近幾十年來最為公開和猛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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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多次公開表達對現任主席鮑威爾的不滿，最近國會共和黨議員甚至以“美聯儲大樓翻修超支”為由推動司法調查，試圖構建鮑威爾瀆職證據鏈。盡管鮑威爾堅定表示，法律規定美聯儲主席只能“因故”被解雇，政策分歧不構成理由，且他不會主動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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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種赤裸裸的政治攻擊，已經嚴重干擾了市場預期。市場也意識到現任主席鮑威爾已被“架空”或邊緣化，因此投資者的焦點會轉向下一任主席的政策取向，并開始為此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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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公開表示愿意接受提名的美聯儲理事沃勒，以及凱文·哈塞特等潛在候選人，都被市場視為更傾向于滿足總統降息訴求的人選。這種優先考慮其“政治忠誠”而非專業判斷時，央行的百年傳統便已名存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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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摩根大通的分析師也替大家說出了皇帝新衣的真相：美聯儲的獨立性，從來都只是一個供人瞻仰的“神話”。一個被政治的韁繩牢牢拴住的美聯儲，還能談何使命？巴拉塔關于其淪為“利益代言人”的警告，如今聽來，已不再是警示，而是對事實的精準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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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全球共識的瓦解：用腳投票的“去美元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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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現在就像一座水庫的壩體出現了結構性裂縫，無論表面如何加固，水的流失都不可避免。于是我們看到，外部世界正在用行動做出回應：全球最大的債權國們開始系統性地用黃金替代美元儲備，越來越多的雙邊和區域貿易在“繞開”美元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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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儲備資產層面：全球央行正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增持黃金，世界黃金協會的數據顯示，2024年凈購入量連續第三年超過1000噸。進入2025年，盡管金價高企，但購金趨勢仍在持續。中國央行已連續18個月增持黃金儲備，而波蘭、土耳其、印度等國也成為購金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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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增持黃金形成對比的是，部分國家正在減持美國國債。例如，中國已連續數月減持美債。盡管從總體數據看，外國投資者的美債總持有量仍在攀升，但這背后更多是短期利率套利等戰術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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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付體系層面：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 （CIPS） 為代表的替代方案正在崛起。2025年一季度，CIPS處理的總金額高達44.25萬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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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去美元化”的洶涌勢頭，美元體系自身也在尋求解決方法，目前看最有效的無非是美元穩定幣。它在短期內能減緩這個勢頭，但這終究治標不治本， 因為全球想“去美元化”的根本原因，是不信任，而不是不好用，美國試圖用技術效率來解決一個信任危機的問題，是不現實的 。長遠來看，這反而會刺激各國加速推出自己的數字貨幣，最終催生更多元化的貨幣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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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支撐美元霸權的“信任-儲備-結算”三角被侵蝕，其最終的外在表現，便是美元資產價值的重置——這可能是一場比歷史上任何一次單純的匯率調整都更為深刻的結構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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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穿越“大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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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塔的另一項論斷，指向了一個貫穿近一個世紀的宏大悖論：每一次危機的解決方案，往往內生性地為下一場危機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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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的危機，催生了凱恩斯主義和政府干預的大規模實踐。而數十年后的過度干預與福利主義，又為滯脹埋下伏筆。2008年金融海嘯的解決方案——零利率和量化寬松，則直接導致了2020年之后全球性的資產泡沫和貧富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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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應對疫情沖擊而實施的史無前例的財政刺激和貨幣放水，又為我們帶來了新的麻煩——頑固的通脹。2025年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則為這道復雜的通脹方程式增添了一個新的變量，可能從供給側推高成本，使問題變得更加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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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循環在此刻顯得如此清晰：政策失誤引發危機，應對危機的政策又播下下一次危機的種子。美聯儲作為這個體系的核心執行者，其當下的每一個決策，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過去數十年積累下的政策后果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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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告訴我們：過去所有投資教科書的第一章，都已作廢。因為當規則的制定者自己都在重復歷史的錯誤時，盲目追隨舊規則的人，注定要成為時代的“附帶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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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普通人如何在這場“大貶值”中，不被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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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不要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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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多極化的格局已不可逆轉，這意味著，單一押注美元資產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也該把注意力放到價值洼地，比如 部分A股和港股的核心資產，以及那些在“去美元化”浪潮中受益的非美貨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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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我們投資要錨定稀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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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幣逐漸失去信用的時代，什么是真正的價值之錨？ 答案絕非那些可以無限增發的紙幣，而是不可復制的稀缺性 。這正是黃金能夠穿越周期、對抗通脹的根本邏輯——全球越通脹，越利好金價，因為法幣可以被海量印刷，但黃金卻不能隨便“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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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邏輯也適用于大宗商品。當全球通脹的潮水上漲，銅、鋁等工業金屬，以及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的價格往往會水漲船高。原因很簡單：它們是現代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基礎資源，供應彈性不足 （比方投資周期長） ，需求卻相對剛性，使得它們在通脹時期能夠有效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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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數字世界，比特幣的總量上限被設定為2100萬枚，固定且不可增發，這使其成為數字稀缺性的代表。盡管具備這種抗通脹的基因，比特幣也并非一個可以盲目投入的避風港。 其極高的價格波動性和監管的不確定性，都使其投資風險巨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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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相對穩定的穩定幣是否有機會成為新的價值之錨？答案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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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幣的核心價值，絕非什么獨立于主權信用的“數字烏托邦”。它不過是在區塊鏈上為美元套了一層“數字皮膚”，提供了一流的全球流動性。 它唯一的信任錨點，仍在美元資產本身。當整個法幣體系，尤其是美元信用真正崩塌時，穩定幣也不會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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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代的落幕，必然伴隨著巨大的陣痛與挑戰。但對于那些能看穿牌局、提前布局的少數人而言，這既是危機，更是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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