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據《自然》雜志報道，對于研究論文撤稿率過高的大學，印度官方機構將在國家級排名中處以扣分懲罰，嚴重者甚至可能被踢出排名榜單。此舉是為了試圖解決印度因學術不端行為而日益增多的論文撤稿問題，這是全球首創將論文撤稿納入大學排名系統，也幾乎是首個將撤稿作為單獨和直接指標直接納入國家級高等教育評估體系的舉措。

在此前，有研究報告提到，在中國，撤稿會處罰學術不端調查，如果查實，相關研究人員可能面臨科研經費中止、追回已撥付資金、在固定年限內或是永久取消申請、參與或評審國家經費的資格，且這類的懲罰不僅針對涉事研究人員，也會涉及其所在機構。

一、目前的處罰只相當于“點名批評”

本次提出將撤稿納入大學排名的NIRF （NationalInstitutional Ranking Framework） 是印度政府為提升高等教育質量而建立的國家級評估體系，它于2015年推出，每年都會對高等教育機構進行評估。2020年，有3800所大學及科研機構參加了NIRF的排名，其評估指標包括教學、參與度以及研究影響力等。這項評估在印度本國的學術機構中極具影響力，機構必須參與該排名才能有資格申請某些國家資助計劃。

目前，新規定的操作細節尚未公開，但根據印度本國的相關報道，NIRF將統計過去三年每所機構在Scopus和Web of Science數據庫中被撤稿的研究論文數量，少量撤稿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撤稿數量過多，該機構將得到負面評分 （即：扣分） ，甚至可能被取消排名資格。

對于這項決定，負責國家排名的國家認證委員會 （National Board of Accreditation） 主席薩哈斯拉布德 （AnilSahasrabudhe） 表示，雖然撤稿有時是由于研究者無法控制的原因發生的，但如果出現大量撤稿就不一定是失誤，而應歸為蓄意為之，“因此必須嚴懲以釋放強烈信號。”但他也解釋，委員會目前只是將扣分作為一種“點名批評” （name and shame） 機構的方式，傳達學術不端行為是不可接受的信息，且由于今年是評估首次考慮撤稿因素，目前的處罰將是溫和且象征性的。

在《自然》雜志的采訪中，提到這項新政，關注研究人員和學生團體誠信問題的機構“印度研究觀察” （IndiaResearch Watch） 創始人阿格拉瓦爾 （AchalAgrawal） 指出：撤稿是學術不端行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我希望處罰力度足以起到威懾作用，而不僅僅是象征性的。”

二、撤稿量全球第三，僅次于美國和中國？

阿格拉瓦爾他們的憤怒和對新政的歡迎，源于印度猖獗的學術不端行為與大量的水平低劣的研究論文。

根據《自然》雜志報道，在2023年共有超10000篇研究論文被撤稿，這一數目打破了年度紀錄，創造了歷年撤稿數量之最。

在這次史無前例的撤稿風波中，根據全球研究監督機構“撤稿觀察” （Retraction Watch） 的數據，印度以2737篇撤稿量位列全球第三，僅次于中國和美國。雖然并未名列榜首，但增長率仍然令人震驚，數據顯示，與2017～2019年相比，2020～2022年間印度的撤稿量躍升了2.5倍。其撤稿的具體原因從剽竊、審稿人利益沖突到參與國際論文工廠不一而足。

《知識分子》此前曾對中國撤稿風暴做過梳理分析 （參見之前推文： 中國生物醫學論文撤稿數15年增加超30倍，九成因學術不端 ） ，撤稿問題往往集中于第三方代寫代投、造假等方面。以圖像學術領域為例，有研究者發現圖像學術不端撤稿數據的增長和論文工廠規模出現有著密切關系，這暗示著背后很可能存在著有組織地造假。而印度的情況，幾乎與此同出一轍。

對于猖獗的撤稿，此前，由于QS、泰晤士高等教育和NIRF等排名在評分時均未考慮該因素，導致許多院校盡管其研究部門撤稿率高得驚人，排名卻仍在上升。大概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盡管作為印度最重要的學術評估機構，雖然NIRF堅稱其排名與國際知名的排名一樣，都是遵循了專家機構規定的“科學方法”，其排名透明度和公信力卻常被質疑。

而其本次將撤稿計入排名的提出，估計也與NIRF之前在國內受到的質疑壓力有關，因為數據顯示，在美國每發表1000篇論文中，撤稿不到1篇；在中國每1000篇中，撤稿超過3篇；在印度，這一數字是每1000篇撤稿2篇。

三、將“撤稿”作為指標，合理嗎？

然而，考慮到學術不端行為的理由之外，許多撤稿是為了糾正文獻中的無心之失，這種針對撤稿的嚴厲處罰舉措是否真正能起到積極效果，科學界尚有不少爭議。

《自然》雜志的報道中就曾提到，排名應該只懲罰那些因剽竊、欺詐或其他研究誠信問題而做出的撤稿——并且應該尋找不良行為的模式，而不是一旦發現撤稿，簡單粗暴地扣分了事。

“表面上看，這主意不錯，”學術出版專家、“撤稿觀察”聯合創始人伊萬·奧蘭斯基 (Ivan Oransky) 曾對《自然》雜志表示。然而，問題在于，讓研究生態系統與撤稿行為保持一致可能會產生不良激勵。例如，這可能會鼓勵機構和研究人員想方設法避免論文被撤回，至少是及時撤回。

NIRF還應審查自身的指標 （即獎勵出版物數量） 是如何助長這種不良行為的。“他們應該將其 （懲罰撤稿行為） 視為一種權宜之計，”奧蘭斯基認為，“并且也應該考慮改變排名標準本身。”

不僅如此，有研究人員指出，對于撤稿，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是，被撤稿的文章存在一定的時間滯后性，數量增加并不只是某一年的問題，也可能反映了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即：過去的學術不端行為被發現才導致了集中暴雷。

除此之外，如何及時準確地掌握撤稿信息也會是個難題。有研究人員提醒，如果要計入撤稿信息的話，數據來源除了Scopus和Web of Science數據庫還需要有更多，比如：是否該考慮納入“撤稿觀察” （Retraction Watch） 維護的公共數據庫中記錄的撤稿信息。

對于上述的質疑，前文中的印度國家認證委員會主席薩哈斯拉布德曾回應：解決出版壓力造成的不良激勵機制需要時間，NIRF正嘗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和數據分析來遏制這些趨勢。“這是一項持續不斷的努力。”

也許，正如《自然》雜志所言，該政策的有效性將取決于如何精確衡量和懲罰機構撤稿行為——具體細節將在幾周后公布最新排名結果時公布。

參考文獻：

1.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5-02364-6

2.https://theprint.in/science/institutes-universities-will-face-negative-marks-for-retracted-papers-in-nirf-rankings/268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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