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撤！不能躺在榮譽上

1986年，我正式退役了，先去北師大學英語，半年后，有一個機會，我決定公派自費去美國留學。

當時的想法很簡單，我只想出去一兩年，學學語言、開開眼界。另一個原因是，在中國女排這些年，得到很多榮譽，人們對女排隊員幾乎是家喻戶曉。雖然退役了，可我不能像普通人一樣自由自在地生活，老是被別人注意，身不由己，連上個街買東西，都受拘束。有一次，我想去看電影，買了票，故意遲到幾分鐘，等黑燈了，開演了，我們才找到位子坐下，沒想到剛坐下，也許是我們倆的個子太高，還是被幾個觀眾發現了，“郎平，郎平”地叫起來，這一叫，整個劇場都不安寧了，我一看情況不妙，趕緊撤。

可是，很多人不理解我的“撤”，他們總覺得，“女排”是中國的象征，我是典型的“民族英雄”，似乎不應該加入這股“出國潮”。也有人挽留我：“你是世界冠軍，你是有功之臣，國家不會虧待你的。”

　　我覺得自己似乎被誤解了，我不是怕“虧待”，我就是覺得，國家和人民待我太好，我不能再躺在“冠軍”的獎杯上吃一輩子老本，不能天天坐在榮譽上。“世界冠軍”只說明我的過去，而一旦從女排的隊伍中退下來，我什么都不是，我得重新學習本領，我得重 新開始 生活，必須把自己看成“一無所有”……

　　 2. 我不愿當官

也有人說，不是可以到體校、體委做領導工作嗎，但是，我不愿意當宮。

有一次很深刻的教訓，我耿耿于懷，發誓不當官。

那年，我們在湖南的郴州訓練。那時的訓練基地條件很差，是那種竹棚子，透風的，冬天很冷。一個星期天，郴州基地的主任來找我，說領隊讓我跟他去一趟國家經委。那個時候的我很單純，心想，是領導安排的事情我總得去做。到了那兒，我才知道，這個基地主任是向國家經委要錢，說是建設訓練基地，我也幫著說話呀。也許，我說話管點用，上面果然給予考慮，很快就撥了錢。但是，我后來才知道，這筆款到位以后，他們并沒有馬上用來建設訓練基地，有人把這情況告到紀檢委，還提到了我，說是郎平去要的錢。體委要我寫檢查。我覺得特委屈，是隊里的領導安排我去的，我只知道他們要錢是為了建設訓練基地，至于他們拿了錢用在什么地方，我根本不知道。可是，領隊把責任推得一千二凈，他說他沒讓我去。

體委的批評很嚴厲：郎平，你要謙虛謹慎，你拿了世界冠軍，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到處耍錢！后來，我只得寫了個情況匯報交上去，上面也沒再追究。

但這事的陰影在我心里再也抹不去。當了官就得順著別人說話，上面說什么，你就得說什么。我沒這個“修養”，心太軟，老同情人，不是當官的料。所以，1987年4月我離開北京，到美國選學了體育管理。

　　 3. 一無所有的“國際農民”

到美國后，因為我拿的是公派自費的簽證，所以不能工作，沒有經濟來源。

一開始，我住在洛杉磯的華人朋友何吉家，何吉看我穿的是奧運會代表團統一的制服，就要帶我去買衣服。進商店一看，一套普通的衣服都要七八十美元，我下不了手，再說，花人家的錢，心里更不是滋味。

因為不能工作，我就只能把何吉家當作公家食堂，我吃飽了肚子，吃餓了心。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現在，一下子落到最底層，還得靠人家借我汽車、給我買衣服，我所有的優勢一時都沒有了，心里很難平衡。

后來，我慢慢地想通了，我來美國學習，就是要掌握自己過去沒有的東西，開始新的奮斗。于是我決定離開華人比較集中的洛杉磯，去美國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因為不想老生活在他們的庇護之下。

移居新墨西哥州后，我在大學排球隊做助教。學校給我的待遇是，可以免費讀書。但說是做助教，其實就是在哄著一些水平很差的隊員。一開始，我心里很難接受：我是世界冠軍隊隊員，跑到這兒來哄一群幾乎不會打球的大學生，位置整個是顛倒。但我不得不說服自己：不想顛倒，回中國去，你來美國，就是找“顛倒”來的。

為了獨立自給，那年夏天，我在十個夏令營做教練，教孩子們打排球。來參加夏令營的孩子，純粹是為了玩，從早到晚都得陪著他們、哄著他們，特別辛苦。當時，我語言還不過關，要表達點什么特別費勁。

那時的我特別窮，白天讀書時的那頓午飯，我不舍得去學校食堂或麥當勞吃，就自己做三明治帶飯，去超市買點沙拉醬、洋白菜、西紅柿、火腿，再買兩片面包一夾，這樣，花五六美元，一頓快餐的錢，我可以吃一個星期。但吃到后來，見到三明治就想吐。

第一次回國，和女排老隊員一起去哈爾濱市打一場表演賽，我的那些老隊友，大都是處長、主任級干部，可我還是個窮學生，我笑稱自己是“國際農民”。

　　 4. 第一 次為錢打球

生活不獨立，感覺便不完整，所以我必須勤工儉學給自己掙學費，更重要的是，這對我們中國運動員的價值是一種證明。

1989年，意大利甲A排球俱樂部老板聘用我，我太興奮了，拿了人家的錢，我得好好干。我攢足了千勁，結果，第一天訓練，活動得太猛，把肌肉拉傷了，但輕傷不下火線。第二天比賽，照打不誤，我用一條半腿在那兒跳．3:0就把對方拿下了。

很快，我成了隊里的主力。但是，賽季打到一半，我的右膝關節嚴重受傷，同時又崴了腳，不得不動手術，醫生關照，必須休息一個月。

我心里又著急又難過，這樣，我等于耍缺席四場球，結果，四場球全輸了。老板一見我，總是這句話：“你的膝關節怎么樣？”而他的表情是在說：“你的膝關節怎么還不好？”我當然理解老板的心情，俱樂部是靠贏球才生存的。我每天一看老板的臉色就知道是贏球了還是輸球了，他的臉像天氣預報。而且，一輸球，老板不高興了，工資拖著不發……

后來，我沒等傷好利索，就咬牙上場，讓朋友從美國給我寄來止疼片，先吞下四片再上場。有一陣，軟骨碎了，小碎片就在關節里跑，又卡在了骨縫里，疼啊，刺激骨膜出水，四周都是積液。比賽前，先讓醫生把積液抽出來，打完比賽再抽，沒辦法，多痛苦、多麻煩，我也得堅持。你拿人家的錢，于不了也得千，我真是賣命地打。這是一種全新的感受，是我生平第一次為錢打球。

一年后，我的簽證因為這段工作經歷，變為“工作簽證”，在美國可以辦綠卡了。而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以560分的托福成績通過了語言關，而且，經過嚴格的考試成為新墨西哥大學體育管理專業的研究生。

大學畢業后，我留在美國生活，直到1995年應邀回國執教。而這段8年的海外生活經歷，歷練了我的心智，我已經把自己這個“世界冠軍”一腳一腳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實。

　　 ▌如果我沒有經歷過出國后“一文不名、一無所有”的生活，沒有這些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經歷，我的人生不會有第二次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