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4月份京東和美團圍繞騎手社保展開的輿論戰(zhàn)，到9月1日強制繳納社保的新規(guī)，騎手的勞動狀況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但是，對于很多騎手來說，社保似乎是一個非常遙遠的事情，他們更多是緊盯著眼前的生活壓力。

騎手以透支自己的身體健康為代價，一刻不停地穿梭于食物供應鏈的“最后一公里”。很少有人意識到，為顧客餐食而奔忙的他們，往往是這個系統(tǒng)里最難吃上一頓健康飯的人。

“騎手們經常一天兩頓，很多人有胃病。”《過渡勞動》作者孫萍在《隨機波動》播客中提到的這句話，讓我很不平靜。并非因為吃驚，而是出于共情。作為營養(yǎng)學者，這種矛盾讓我意識到，值得關注的不僅是餐桌上的食物與健康，還有那些送餐的人是否能好好吃飯。

規(guī)律飲食被工作犧牲

騎手患胃病，乍聽是因為缺乏健康知識，不懂養(yǎng)胃之道，但當群體患上了這樣的“職業(yè)病”，事情就遠不止于此。

外賣騎手的工作性質決定了他們作息不穩(wěn)定，平常的進餐時間和飲食質量往往取決于訂單量、工時長短，甚至取餐地點是否可及等等因素，而非他們是否“懂得養(yǎng)生”。現實是，他們的工作節(jié)奏不允許他們有足夠的時間準備營養(yǎng)均衡的餐食。騎手們的健康困境，不是因為他們不想吃好，而是他們的勞動條件決定了他們無法做出更好的選擇。

因此，在理解騎手們的胃病時，開出“規(guī)律三餐”的營養(yǎng)處方是傲慢且無效的，因為它與“以單計價”的生存法則不兼容。社交媒體上常見的“少喝碳酸飲料”“多吃蔬菜和水果”“多運動”等專家建議，雖具體，但在真實世界里常因為各種社會因素磕絆，難以實現。

孫萍團隊的田野調查雖然未專門評估騎手的健康狀況，但書中關于他們如何解決饑餓的描述，揭示了“顯而易見的不可見”健康風險：

曉敏：經歷離異陣痛的女騎手，“每天工作十個小時，為了多送單，她很少吃午飯，會帶上在拼多多買的餅干、饃片”。

吳之峰：為了應對“只出不進”的疫情政策，選擇露宿街頭跑單，每天用卡式爐和一口小鍋給自己做兩頓飯，“給自己煮面、煮粉，有時候會做一些拌面就著辣椒醬吃”。

洪大哥：“他打開早餐袋，里面裝了兩個肉夾饃，表皮酥黃，熱氣騰騰，他邊啃肉夾饃邊喝百事可樂”。

這些餐食幾乎都是高碳水、高熱量的“速戰(zhàn)速決”型選擇，正是高強度體力勞動者典型的飲食縮影。這樣的飲食模式不僅難以提供均衡營養(yǎng)，也與膳食指南倡導的“食物多樣、合理搭配”相去甚遠。

對于一些騎手來說，“吃飯”這件事甚至在生活中完全不重要。在公眾號“騎手有話說”的一篇推文里，一位外賣小隊長反饋：騎手從業(yè)后體重增加的現象非常普遍，而體重不增反減，反而可能是甲亢等疾病的信號。另一位參與飲食調查的眾包騎手小白則干脆地說自己不考慮什么“飲食搭配”：

“沒有什么考慮，沒有精致的生活和考慮。如果今天爆單了，那就得不停地跑，就不想吃飯，只想掙錢。很多騎手跑到沒單了才會停下來，不會主動下線。一直有單，就會興奮，把饑餓感忘掉。”

吃得健康并非特權，但對“只要活著就努力跑單”的騎手而言，一天兩頓幾乎成了“成功”騎手的必備條件。生計的壓力讓他們在日復一日的奔波中，逐漸失去了對食物和健康的自主選擇。

騎手們不僅在生理上受到影響，心理健康狀況同樣令人擔憂。韓國一項針對打零工勞動者與抑郁癥的關聯(lián)調查揭示了一個令人擔憂的現實——在工作壓力下，每天少于三餐的打零工者患抑郁癥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以上！這種身心被掏空的倦怠感，在《過渡勞動》一書中描繪的女騎手身上有十分明顯的體現。頂著“喪偶式育兒”和生計雙重壓力的小鎮(zhèn)女騎手芳利發(fā)現，與孩子一起吃飯竟成了一種奢望：

“有的時候 （比如） 孩子吃飯的時候，放學的時候，剛好是送外賣的高峰，你就沒空管他，最多也就是給他點外賣。”

“騎手”與“母親”角色的沖突讓芳利難以入睡，這讓我們更直觀地看到，性別與勞動如何共同影響個人與家庭的健康。當工作和生活之間的邊界愈發(fā)模糊，隨時變動成為日常，工作糊口的壓力將“吃得健康”變成一種精疲力竭的權衡。健康本該是最基本的底線，卻成了最容易被犧牲的部分。

打零工使人“短命”？醫(yī)學研究怎么說

孫萍在《過渡勞動》一書中騎手工作留存率低的問題，指出外賣是一種“短命勞動”。而我更好奇，從營養(yǎng)健康角度，送外賣會不會真的使騎手變得更“短命”？

醫(yī)學研究顯示，在零工經濟環(huán)境下，工作方式本身已成為影響健康的重要變量——“一個人的就業(yè)狀況比任何傳統(tǒng)的冠心病危險因素更能預測其死于冠心病的風險。”

一篇刊于《美國醫(yī)學會心臟病學期刊》的文章指出：

“零工經濟的工作環(huán)境應被視為新的健康社會決定因素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甚至可能是可干預的心血管疾病風險因素。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雇主應系統(tǒng)性了解零工勞動者的健康狀況，開發(fā)針對性的健康干預措施。”

這篇論文從網約車司機切入，基于兩項數據說明“過渡勞動”人群不容忽視的健康風險：

（一）1950年代研究表明，低體力活動職業(yè) （如公交司機） 相比高體力活動職業(yè) （如體力勞動者） 冠心病死亡率高約兩倍。

（二）在美國舊金山130名出租車司機調查中，35%有4個或以上的心血管疾病風險因素 （包括缺乏運動、吸煙、不健康飲食、長期壓力） ，其中36%吸煙，33%無規(guī)律運動。

此外，零工大軍還面臨著醫(yī)療保險、最低工資、工會等結構性問題。這群無保障的、靈活的“打零工”勞動人群，恰恰又是以傳統(tǒng)邊緣人群為主，如農民工、新移民。他們在失業(yè)、債務等生存壓力下被平臺經濟的致富神話迅速吸引集結。

英國一項自1970年開始的長期研究發(fā)現，30至42歲的失業(yè)人群患糖尿病和高血壓的風險顯著增加。每經歷一次失業(yè)，患糖尿病的風險上升39%，高血壓的風險上升28%。此外，債務問題會進一步加劇這一健康風險，使情況更加嚴峻。

然而，目前關于零工勞動者健康狀況的系統(tǒng)研究仍然有限。中國2億零工勞動者的健康究竟在面臨什么挑戰(zhàn)，更是公共健康體系亟待填補的空白。未來的健康政策和勞動法規(guī)，必須直面這一群體的健康困境，并采取系統(tǒng)性的保障措施，以避免健康不平等的鴻溝進一步擴大。

“數字韌性”與“健康韌性”

高強度的工作節(jié)奏、收入的不穩(wěn)定，并非只是騎手的生存現實，而是現代社會“過渡勞動”的縮影。我們或許也在做著一份和跑外賣類似的“具有工具性而非價值型”的勞動。

在這些工作中，三餐不規(guī)律已成為千千萬萬勞動者的共同困境。 騎手的境況讓我們思考：為什么糧食安全和經濟發(fā)展并沒有讓好好吃飯變得更容易？

數字經濟的便利背后，往往隱藏著勞動者的健康代價。我十分欣賞《過渡勞動》中自下而上的展開方式，數字勞動者用來對抗算法監(jiān)管的各種勞動策略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孫萍將其稱為“數字韌性”。這也讓我思考：在“數字韌性”之外，是否更應該關注勞動者的“健康韌性”？

深諳“手停腳停意味著嘴停”的騎手們，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下，還能持續(xù)“抗造”嗎？如何抵御營養(yǎng)失衡、慢性疲勞、工作超時以及困在算法里的精神緊繃帶來的健康損耗？數字經濟的彈性是否僅僅意味著更高效的勞動力調用，而勞動者的健康問題究竟是否有人來關注？無論如何，騎手的健康不該是平臺經濟的犧牲品，“短命勞動”不可持續(xù)。

從營養(yǎng)師的角度出發(fā)，我也希望騎手都能夠好好吃飯，和其他職業(yè)同樣享有健康公平 （health equity） 。未來，在考慮騎手的勞動保障和合理報酬等議題的同時，是否也能將“健康韌性”涵蓋在內呢？這是關注勞動者境況的人們都應該思考的問題。

參考資料：

阿宛.《風聲｜西北農婦劉小樣，為何戳中了時代的痛點？》.見于2025年2月23日.https://mp.weixin.qq.com/s/a4wl4c7NuRpNQaJ1npeyEg.

泛舟頤和園.《街頭的味道：外賣騎手的健康挑戰(zhàn)》.見于2025年2月22日.https://www.wyzxwk.com/Article/gongnong/2024/01/485889.html.

隨機波動.《以肉身投喂算法：外賣員與你我皆是“人體電池”》.見于2025年2月23日.https://www.stovol.club/143.

孫萍.過渡勞動，2024.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6985251/.

Kim，Min-Seok，Juyeon Oh，Juho Sim，Byung-Yoon Yun和Jin-Ha Yoon.《Association between Exposure to Violence，Job Stres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Gig Economy Workers in Korea》.Annals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35(2023年):e43.https://doi.org/10.35371/aoem.2023.35.e43.

Mulhollem，Jeff.《‘Triple burden’of invisible labor major stressor for farm women，study finds|Penn State University》，2024年.https://www.psu.edu/news/research/story/triple-burden-invisible-labor-major-stressor-farm-women-study-finds.

Rodriguez，Fatima，Ashish Sarraju和Mintu P.Turakhia.《The Gig Economy Worker:A New Social Determinant of Health?》JAMA cardiology 7，期2(2022年2月1日):125–26.https://doi.org/10.1001/jamacardio.2021.5435.

Rose，G.，和M.G.Marmot.《Social Class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British Heart Journal 45，期1(1981年1月):13–19.https://doi.org/10.1136/hrt.45.1.13.

Waynforth，David.《Unstable employment and health in middle age in the longitudinal 1970 British Birth Cohort Study》.Evolution，Medicine，and Public Health 2018，期1(2018年3月27日):92–99.https://doi.org/10.1093/emph/eoy009.

本文來自 微信公眾號： 食通社Foodthink （ID：foodthinkchina） ，編輯：王 昊，作者：鄭璐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