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斯·迪頓 （Angus Deaton） 正在試圖挑戰(zhàn)其他經濟學家。在他的新著《美國經濟學: 一位移民經濟學家對不平等國度的探索》 （Economics in America: An Immigrant Economist Explores the Land of Inequality） 中，這位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挑戰(zhàn)了許多同行所珍視的觀點。他呼吁重新評估對市場、效率甚至貿易的無情擁抱。他寫道， 盡管這些都有優(yōu)點，但它們也可能加劇了不平等。

這不是迪頓第一次在不平等問題上掀起波瀾。他與同為經濟學家的安妮·凱斯 （Anne Case） 合著的文章，論述了擁有四年制學位的美國人與沒有學位的美國人之間死亡率的顯著差異，這篇論文引發(fā)了一場持久的政治辯論。迪頓是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和國際事務教授。

《巴倫周刊》在10月5日通過電話采訪了迪頓，下文是經過編輯的談話文字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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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倫周刊》：你的新著是《美國經濟學: 一位移民經濟學家對不平等國度的探索》，不平等現(xiàn)象在今天的美國是如何表現(xiàn)的？?

安格斯·迪頓： 我希望把這本書叫做“各種不平等”，不平等的復數(shù)形式??，因為它不僅僅是關于一種不平等。

比如在書中，我談到了種族不平等。我和我的妻子兼同事安妮·凱斯 （Anne Case） 最近共同研究的是擁有大學學位的人和沒有大學學位的人之間的不平等，這在今天的美國看起來非常重要。

我們最近在《紐約時報》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提到，美國擁有大學學歷的人的壽命與歐洲最長壽國家的人相當，但是沒有學士學位的人的壽命卻越來越短。這種不平等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會發(fā)生，我認為這是非?？膳潞臀ｋU的。

這會將美國人一分為二，也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三分之一精英，和其他三分之二沒有本科學士學位的人群，而后者將會成群結隊地死去，所以這些人受到了貿易、全球化和其他所有事情的影響。在不同的時間我們面對著不同的不平等，但是今天我認為這個不平等還沒有得到足夠關注。?

《巴倫周刊》：是什么讓美國的不平等不同于其他類似經濟體的不平等？

安格斯·迪頓： 在物質經濟的不平等方面，美國一直是冠軍。這有好的一面，美國是一片充滿機遇的土地，但這里也沒有安全網(wǎng)，或者說沒有多少安全網(wǎng)。因此， 如果你不能抓住機會，你可能會遠遠落后。 例如，科技巨頭取得了驚人的成功，但與此同時，隨著本不應該死去的人們不斷死去，人們的尸體也在不斷堆積。

《巴倫周刊》：經濟學家在對抗不平等方面犯下的最大錯誤是什么？

安格斯·迪頓：我不確定。我想我們得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如果你看看過去40年里經濟學家和經濟政策制定者為改善這種狀況做了多少工作，你就會發(fā)現(xiàn)似乎并不是很多。因此，我們不得不質疑我們對自由貿易的熱情支持，比如，我們對移民的熱情支持，我們對技術變革的熱情支持——我們是否做錯了一些事情？

我認為，經濟學家有點太相信市場的優(yōu)點了。 市場是美妙的、重要的東西，它作出了令人驚訝的貢獻，我們的生活不能離開市場，但市場并不總是把事情做對。金融危機是另一個例子，我認為經濟學家在預測時做得不夠好，更不用說預防危機方面。

《巴倫周刊》：作為一個移民，你對美國經濟的看法是如何形成的？?

安格斯·迪頓：我作為經濟學家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英國，那是一個與美國截然不同的地方。那里到處都是托洛茨基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費邊主義者已經算是右翼人士 （他們主張向社會主義逐步過渡） 。其實我在英國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真正保守的經濟學家。

這跟美國當然是非常不同的。所以當你來到美國，意識到不是每個人都像你一樣思考的時候，你會感到很震驚。我從來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或者馬克思主義者，但是我從那個時代帶來了一些思想，我認為它們現(xiàn)在又變得重要了。

而且，我成長于一個貧困的家庭。我的爸爸是個煤礦工人。他出生于上一次疫情期間：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時期，在英格蘭一個非常艱苦的礦業(yè)小鎮(zhèn)。令人驚訝的是，他在那一年活了下來，然后在戰(zhàn)爭期間得了肺結核。所以我從小就被教育，同情那些出身貧寒的人，并且努力工作以擺脫貧困。

《巴倫周刊》：當談到解決不平等問題時，怎么做才可能奏效？?

安格斯·迪頓： 有很多真正艱難的問題。只有讓事實獨立于我們的政治之外，我們才能真正進行良好的民主討論。首先，計量貧困就真的很難，其中一個原因是，讓處于困境中的窮人填寫表格或回答調查問卷，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

這就導致了一種大分流，那些采取了更多人種志方法的人，比如社會學家，他們和人們一起閑逛，描寫他們的生活，然后當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沒有顯示出這些特征的時候，他們就認為經濟學家是在造假，或者一些統(tǒng)計學家在造假。所以這是一個問題，僅僅貧困的計量就已經相當困難。

讓我印象十分深刻的一件事是，當羅納德 · 里根上臺時，他說，林登 · 約翰遜向貧困宣戰(zhàn)，但是貧困取得了勝利，因為貧困計劃讓人們變得更窮。然后特朗普的支持者出現(xiàn)了，他們說防止貧困的安全網(wǎng)起作用了，沒有窮人再被落下，因為它完全起到了作用。如果你看看這兩個時期的官方數(shù)據(jù)，它們幾乎是完全一樣的。所以我們到底進展如何？

《巴倫周刊》：你的妻子安妮·凱斯和合作者，定義了“絕望之死”的概念，你們一起寫過關于那個想法的文章。這與不平等現(xiàn)象有什么關系？?

安格斯·迪頓： 我們寫了一篇關于中年死亡率上升的論文，我們研究了死亡率上升最快的人群。自殺，阿片類藥物過量，酒精性肝病，讓我們震驚的是，這三起事件都是自己造成的，所以安妮把這些命名為“絕望之死”。

如果你的生活過得很充實，你不會回家毀掉自己的肝臟，不會服用阿片類藥物，除非出現(xiàn)嚴重問題，如果生活一切順利，你肯定不會開槍自殺或上吊自殺，它主要發(fā)生在那些沒有四年制大學學位的人身上。這是一個巨大的不平等，因為這種絕望死亡的流行并不是平等地降臨到每個人身上。

《巴倫周刊》：你這本新書的主題之一是，不要過早地將某些經濟政策稱為成功。比如今天的通貨膨脹和貨幣政策怎么樣？人們稱之為“完美的通貨緊縮”，你是不是覺得將其稱為成功為時過早？?

安格斯·迪頓： 我盡量遠離這些問題，我不是宏觀經濟學家。但我觀察到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在經濟學中運用科學，因為在這些不同的辯論中，人們頭腦中有著不同的模型，他們有著不同于過去的經驗。

比如人們會說，上次收益率差反轉時，經濟衰退了，人們有一個似是而非的理由來解釋為什么會發(fā)生這種情況，所以人們說，這就是現(xiàn)在發(fā)生的事情。但我們現(xiàn)在在一個非常奇怪的世界里。很明顯，這些事件已經不同于我們過去看到的東西，但我們不知道確切的方式，所以即使是最聰明的人也不知道會發(fā)生什么。

《巴倫周刊》：你希望你的經濟學家同行從這本書中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什么？?

安格斯·迪頓：我認為，對經濟學家來說，一定程度的謙遜是件好事，有時我們不一定非常擅長謙遜，我們的知識是非常短暫和非常偶然的。我所說的“偶然”，是指在一個地方行得通的方法在其他地方不一定行得通。 我覺得我們太過于假裝我們只是在研究科學，而政治并不是其中一部分。那是個錯覺。?

《巴倫周刊》：謝謝你，安格斯。

英文版見2023年10月12日報道“A Nobel Laureate Calls Out His Fellow Economists.”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巴倫周刊 （ID：barronschina） ，作者 ：史蒂夫·羅西格諾爾-科特斯，編輯：彭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