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味稀薄的飯桌戰場

筆者生活在河北中部的某縣城，縣城的冬天冷風刺骨，家中的暖氣片在嗡嗡作響，家中的環境雖然溫暖，但卻烘不熱一鍋涼了又熱的紅燒肉。

這是姥姥和老伴“搭伙”的第六個春節，兩人沒有領證，平時擠在60平米的舊職工房里過活——客廳擺著各式各樣的拐杖，臥室吊柜鎖著降壓藥，陽臺上晾曬的秋褲永遠綴著膏藥貼的印子。

今天是大年三十，姥姥的女兒邀請她到家中吃飯。老伴正拎起三輪車鑰匙時，姥姥正扶著墻往三輪車的腳蹬上費力邁去。

“下來！”老伴的吼聲震得樓道聲控燈驟亮。

“好，好，你來，你來。”姥姥不情愿地從三輪車前方下來，由于腦血栓后遺癥的緣故，在運動方面的她自是爭不過老伴的。鋁制車斗在顛簸中吱呀搖晃，冬天的冷風割的人臉上生疼，姥姥呆呆地坐在三輪車的后座上，像往常一樣由著老伴帶著她出行。她想起女婿電話里說的“特意做了紅燒肉”，琥珀色的肉塊在砂鍋里咕嘟冒泡，將姥姥的嘴角向上翹起。 （就讓這倔老頭當車夫吧，待會兒坐在主座上夾肉的可是我）

不久，姥姥就已經和老伴從三輪車上轉移到了飯桌旁，身邊除了老伴還有她的女兒女婿們，年夜飯的第五道菜剛上桌，沖突就炸了。

“我就吃一塊！大過年的！”姥姥的筷子戳向紅燒肉，手腕卻被老伴按住。老伴的臉鐵青，姥姥的臉色也沒有好到哪里。“你平時不讓我吃肉，連個油水也沒有，飯也不讓我做，我過年多吃幾塊肉怎么了！”姥姥心虛地說道。

事實上，姥姥不久之前便體檢查出血脂過高，面對老伴的執拗，她也不再好講些什么，便默默地將筷子挪向一旁的白菜夾去。

“叔，我媽都七十了，還能吃幾年啊？”說罷大姨趁機往姥姥碗里夾肉：“現在不享福，等躺床上想吃都嚼不動！” “再說了，媽，你怎么什么事都聽他的，自己想吃就吃，怎么叔說啥你就干啥，一點話語權沒有！”

“砰！”老伴突然起身，把手里的碗筷重重砸在桌子上，面色鐵青地走到沙發旁一言不發，默默坐下。

飯桌霎時死寂。電視里春晚小品兀自喧鬧，與家中寂靜的氣氛相撞到一起。

二、無證重組家庭的結構性生產機制

姥姥的上一個老伴10年前去世了，自打老伴去世之后姥姥一個人生活了4年，為了減輕兒女養老的壓力，這才在70多歲找了現在的老伴一起搭伙過日子。事實上，據筆者了解，姥姥的情況在縣城中并不少見。隨著老年人的年齡不斷增長，喪偶老年人的數量逐漸增加，而這類老年人的養老問題日益突出。

1. 法律規避的隱性契約

從經濟層面來看，由于縣城居民收入水平有限，老年人的子女大多在白天忙于工作，只有傍晚下班后才有時間照顧老人。單身的老人們體諒子女的艱辛，為了減輕他們的負擔，選擇找老伴 “搭伙” 過日子。同時，領證結婚涉及婚后財產分配等復雜問題，對于積蓄本就不多的老年人而言，這些繁瑣的手續和潛在的糾紛讓他們望而卻步。

從文化層面來看，當前社會對于老年人婚姻仍存在不小的偏見。當老人在年事已高時再次結婚，常常會被周圍人背后議論，甚至被貼上 “老不正經” 的標簽。在這種文化氛圍下，很多老人為了避免遭受他人異樣的眼光和無端的指責，即便選擇重新組建家庭，也更傾向于 “無證婚姻” 的形式。

而 無證婚姻本質是老年人對“婚姻法財產分割制度”與“社會歧視”的規避策略。 當法律與社會無法提供低成本的權益保障時，老人們轉向建立基于“實質互惠”的非正式契約 （如輪流做飯、醫藥費分攤） 。這種契約的脆弱性迫使雙方通過日常實踐 （如控制廚房） 確立權力規則。

2. 代際轉嫁：孝道倫理的隱蔽外包

在伴侶選擇上，由于老年人社交圈子隨著年齡增長不斷縮小，且居住在城鎮的老年人并不具有鄉村老人同樣發達的熟人網絡，子女介紹成為他們尋找老伴的主要途徑。 子女介紹對象時強調“會做飯/能管人”，暴露出將配偶工具化為“養老替代品”的傾向。 這種“情感商品化”過程，使重組家庭淪為代際責任的緩沖帶。

而往往老人也出于不想讓子女過度操心的心理，即便與介紹的老伴在性格、生活習慣等方面存在差異，老年人也往往選擇 “得過且過”，勉強湊合在一起。這種為子女著想的心態，看似無奈，實則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無證婚姻重組家庭的穩固性。因為他們更看重家庭的完整和子女的安心，愿意為了這些目標而相互包容，哪怕日子里有諸多不如意，也會默默忍受，維持著家庭表面的和諧。

三、健康即權力

在年輕一代男女兩性的家庭觀念里，常出現 “誰掌握經濟，誰掌握話語權” 的情況，然而在老年人重組家庭群體中，經濟支配的影響力卻沒那么突出。那么經濟籌碼是如何在家庭話語權力中失效的？又是哪些籌碼成為了家庭話語權力中重要支柱？

1. 經濟資本的失效邏輯

一方面，因為由于無證婚姻的重組形式，老人雙方各自掌管自己的養老金收入，基本能滿足各自的生活開支，并且老年人的養老金收入即便有差距，也并不會有較大懸殊。另一方面，探究 “經濟籌碼” 的失效，需充分考慮老年人的實際需求。在老年人無證婚姻重組家庭類型中，依據雙方經濟實力的差距，大致可將這類家庭分為兩類：

一類是雙方經濟差距較大，這類家庭主要以一方支付另一方經濟報酬，從而獲取對方服務為基礎；而姥姥的重組家庭類型則是雙方經濟差距較小，以更為平等互助為基礎的重組家庭。

就筆者的了解，當前縣城里以第二類老年人重組家庭居多。實際上，在第二類老年人無證婚姻重組家庭模式下，組建家庭的雙方通常會有以下考量：一是老年人基于身體健康的考慮，若其中一方老人突發狀況，另一方能夠及時打電話聯系其子女，避免老人因急性疾病無人照料；二是老年人基于情感需求的考慮，渴望日常的嘮嗑與陪伴。且從筆者的觀察來看，健康考慮在實際生活中往往比情感考慮更為重要。

2. 健康資本的生成與轉化

以姥姥與老伴的重組家庭為例，老伴的身體狀況比姥姥好，而身體健康狀況更佳的一方在日常生活中，更有機會掌控家庭中的廚房、三輪車等與 “衣食住行” 相關的關鍵要素。

而老伴常掛在嘴邊的是 “我更健康，說明我吃的更健康，所以吃飯要聽我的”“我更健康，說明我的日常生活模式與鍛煉方式更為健康，所以你要聽我的”。就這樣，“健康資本” 成為家庭話語權力體系中的關鍵力量。

于此， 老伴通過健康知識壟斷 （記住所有體檢指標） ，將體力優勢轉化為新型文化資本，再通過“為你好”話語包裝為道德資本，完成“健康→權威”的資本轉化。 關心對方身體健康，往往被人們看作是 “道德高尚” 的表現，而當“健康干預被包裝為道德責任，拒絕管控則被污名為‘自私’或‘不懂事’，形成一種隱性的暴力。”這種特殊的權力邏輯，影響著老年人重組家庭的日常互動與關系走向，也塑造了獨特的家庭話語權力格局。

四、結語

當法律、市場雙失靈時，老年人被迫將身體作為權力戰場，通過健康資本的道德化維持脆弱的家庭平衡。

當健康成為鎖鏈，道德化作牢房，那些偷吃的肉味，或許是自由最后的咸。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新鄉土 ，作者：潘勇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