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馬遜最近關停了其在上海的最后一家人工智能 （AI） 研究中心，標志著它在中國本土研發力量的徹底撤離。

這個消息由該研究中心的首席科學家王敏杰在社交媒體上低調發布，他感慨地寫道，這代表著中美在尖端人工智能領域合作的“一個時代結束了”。

王敏杰在告別信中回顧道：“過去六年，我帶領團隊經歷了外國研究機構在中國的‘黃金時代’。” 他特別提到了團隊引以為傲的成績：他們開發了一個名為 Deep Graph Library (DGL) 的開源軟件工具 （用于圖神經網絡） ，這個工具非常成功，據說為亞馬遜自家的電商生意帶來了近10億美元的收入。

研究中心成立于2018年，由紐約大學上海分校的教授張正牽頭創立。

盡管團隊規模不算大，但科研實力卻非常強。

王敏杰強調：“即使我們只是一個小型實驗室團隊，也在全球最頂尖的機器學習和計算機系統會議上取得了全面成功，發表了超過100篇頂級學術論文。” 這個明星團隊的解散，無疑是中美科技合作大環境變化的一個顯著信號。

一、夾縫中生存的企業

全球性的科技巨頭雄心勃勃地在中國設立了頂尖的人工智能 （AI） 研究中心，本應是雙贏的局面。

企業獲得龐大市場的洞見和頂級人才，中國則受益于前沿技術轉移和國際合作。

雙向奔赴，殊為盛景！

但最近幾年，這個“黃金時代”的景象正在迅速褪色，亞馬遜關閉其在上海的最后一個人工智能實驗室，就是這場深刻變革的最新注腳。

其背后是中美這兩個超級大國在科技領域日益激烈的角力，將企業死死地夾在了中間。

最直接的困境就像被兩條不斷收緊的繩索勒住了脖子。

一條來自美國：華盛頓出于國家安全和科技競爭的考量，對賣給中國的高性能AI芯片和先進的云服務技術實施了越來越嚴格的出口管制，生怕這些“利器”助長中國的實力。

另一條則來自中國：同樣出于安全和主權考慮，要求重要的數據必須儲存在中國境內 （數據本地化） ，并且對外國科技產品和服務進行嚴格的網絡安全審查。

這兩套規則就像兩套完全不同的交通法規，企業在中國運營AI業務，必須同時遵守，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這不是簡單的“遵守當地法律”就能解決的合規問題，而是兩個大國在“技術主權”——即誰掌握和控制核心技術及其發展——這個根本問題上激烈沖突的直接體現。

一些企業就會覺得這是成了大國博弈棋盤上的棋子，左右為難。

西方企業面對這種困境，一個看似“安全”的選擇就是“去風險”——逐步縮減甚至關閉在中國的研發業務，把人才和設備轉移到其他被認為地緣政治風險更低的地區，比如美國本土、澳大利亞或愛爾蘭。

表面上看，這規避了政治摩擦和監管風險。

但這真的“安全”嗎？這里藏著一個巨大的悖論。首先，中國是全球最大的互聯網和數字市場之一，在某種程度上，在規則之下，其實要比國外某些國家要更為自由和開放，且擁有海量用戶數據和獨特的應用場景，撤離意味著主動放棄了這塊巨大蛋糕的增長潛力，把市場拱手讓給本土競爭者。

其次，也是更關鍵的一點，此舉切斷了與中國頂尖AI研究人才的直接聯系。像亞馬遜上海研究院這樣的機構，匯聚了本地培養的精英科學家，他們不僅技術精湛，更深刻理解本地市場和文化。

關閉這些中心，相當于親手拆除了連接全球創新網絡與中國頂級智力資源的橋梁。

這種“避險”策略，實質上是以犧牲巨大的商業機會和長遠的創新能力為代價的，本身就是一種高風險的選擇。

你躲開了政治風暴的“明槍”，卻可能中了喪失競爭力和創新活力的“暗箭”。

可惜，這種企業撤退已經不是孤例了，似乎成立一種趨勢的一部分，它反過來又加劇了全球科技版圖的分裂。

面對壓力，中美兩國不約而同地加速走向更為自主的“技術主義”路線。

中國發揮“舉國”的優勢，投入巨資推動AI的自主創新，比如建設“東數西算”工程來優化算力布局，組建“國家隊”來攻堅大模型等基礎技術，力圖打造一個不依賴外部的技術生態。

美國的小手段就多了，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等政策，投入巨額補貼，意圖將高端芯片制造等關鍵供應鏈環節重新拉回本土及其盟友圈，高舉關稅等國家利器迫使企業回流，甚至不回流也要迫使他們離開中國，實屬傷敵一千自損千五……

雙方都在努力筑起自己的科技堡壘，追求自給自足，這是無可厚非的，也是必然的趨勢。

只是如果任由如美國為首的西方將全球寶貴的創新資源——資金、人才、知識——強行分割在兩個甚至多個相對封閉的體系內，最終結果就是造成巨大的資源內耗、效率下降，成本上升，是全人類的損失。

而亞馬遜上海研究院的關閉，只是這場“科技競賽”浪潮中，一個清晰而沉重的浪花罷了。

雙標的美國

美國某些人是有格局的，美國某些人其實又是極為可惡的。

在高喊“公平競爭”和“技術無國界”口號的同時，又在暗中編織著一道道精密的科技枷鎖。

一邊貪婪地攫取中國市場的龐大紅利，一邊卻又恐懼中國在科技領域的崛起，這種扭曲心態催生出一系列自相矛盾、貽害無窮的政策。

他們筑起的高墻看似圍堵中國，實則正在將全球科技創新的氧氣一點點抽干。

最赤裸裸的矛盾莫過于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雙管齊下”。

美國商務部以“國家安全”為由，嚴苛限制最先進的AI芯片對華出口，試圖卡住中國技術升級的咽喉。

幾乎在同一時間，美國對中國頂尖科研人員的簽證審查驟然收緊，學術交流的閘門被重重落下。

有數據顯示，2024年，中美學者在人工智能領域的聯合論文發表量斷崖式暴跌！這意味著數百個本可推動人類認知邊界的合作研究項目胎死腹中，無數可能改變行業面貌的創新火花被強行掐滅。

美國的行為，就像一個既想霸占果園豐收果實，又不愿讓陽光雨露滋養果樹生長的園丁般荒謬。

他們忘記了，基礎科研的命脈恰恰在于思想的自由碰撞與人才的跨境流動，而華盛頓的短視政策，正親手將這條命脈勒緊。

這種令人瞠目的雙重標準，在數據領域上演得更為露骨。

據我了解，中國的《網絡安全法》要求在華運營的外國企業將中國用戶數據存儲于境內，以保障公民信息安全時，美國政客和媒體立刻群起而攻之，扣上“數字保護主義”、“市場壁壘”的大帽子。

而當風靡全球的中國應用TikTok在美國展現出強大影響力時，美國國會卻毫不猶豫地祭出“數據安全”的大旗，蠻橫地強迫其出售業務或徹底退出美國市場。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霸道邏輯被他們演繹得太奇妙了，徹底撕碎了美國自我標榜的“自由市場”和“規則至上”的虛偽。

它清晰地傳遞出一個信號：所謂的“規則”，不過是美國維護自身技術霸權、打壓競爭對手的趁手工具。

當符合其利益時，“自由開放”的口號喊得震天響；一旦遭遇挑戰，保護主義和長臂管轄便成了“正當防衛”。

這種基于恐懼而非理性的科技圍堵，其惡果已經開始反噬美國自身。

中國擁有全球最龐大的工程師群體和最活躍的數字化應用場景，是滋養尖端技術落地生根的沃土。美國企業主動或被動地撤離這片土壤，看似規避了地緣風險，實則斬斷了自身汲取未來競爭力的根系。

當他們沾沾自喜于“去風險化”的暫時安全時，殊不知創新的活力正從他們緊握的指縫中悄然流失。

在科技競爭的長跑中，自我封閉、拒絕交流的一方，終將被開放合作、海納百川的力量所超越。

美國筑起的這道“數字鐵幕”，最終困住的，或許正是它自己渴望的未來。

一百多年前，閉關鎖國的中國，已經嘗過苦頭了。

人才流動與創新格局

據早前一些報道，IBM關閉了其在中國運營了32年的研發部門，導致約1800人失業；微軟也正在逐步關閉其上海人工智能實驗室，將數百名專家轉移到美國、澳大利亞、愛爾蘭等地。

我們所看到的不僅僅是企業的重組——這儼然已是數字脫鉤的物理表現，企業不只是搬辦公室了事，他們實際還在轉移知識產權、專有技能和未來的創新潛力。

首當其沖的是中國本土培養的頂尖AI科學家和工程師們，他們突然被推到了一個艱難的人生十字路口。

隱約上，其實是具被迫意味的“二選一”局面，人才流動的靈活性和雙向性被大大降低。

究其根源，在于曾經連接中美乃至全球的“創新網絡”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其罪魁禍首是誰，不言而喻。

像AWS上海研究院、曾經的微軟亞洲研究院，它們的作用遠不止是跨國公司的研發前哨。它們是真正的“超級節點”——匯聚了東西方最聰明的頭腦，是思想激烈碰撞的熔爐，是孕育像Deep Graph Library (DGL) 這樣全球性開源項目的溫床。

在這里，來自不同背景的科學家共同協作，成果惠及全球開發者。

關閉這些機構，就等于拔掉了這些關鍵的“節點”，物理上隔離了原本緊密相連的“思想市場”。

后果就是東西方兩個科技生態系統，很可能從此走上越來越不同的道路。一方開發的人工智能模型，可能采用另一套技術標準和倫理規范；一方積累的龐大數據集，可能無法被另一方有效利用。

這種治理理念的分歧在缺乏直接交流的情況下只會加深，曾經共同推動技術進步的合作精神，被各自為戰的“技術孤島”所取代。

只是，這股從中國退出的科技人才和研發投資的洪流，不會憑空消失，它們會尋找新的洼地。

例如印度、新加坡、越南等東南亞國家。

微軟、谷歌等巨頭已經在印度大幅增加AI投入。

這些新興市場看到了成為中美之外“第三極”的可能性，它們擁有龐大且年輕的人口紅利、快速發展的數字經濟，以及 （相對而言） 更溫和的地緣政治處境，起碼對一些西方企業而言是如此的。

但機會窗口不等于必然成功，能否真正抓住這波紅利，關鍵取決于這些國家能否迅速打造并維持一個真正開放、穩定、可預期的政策環境——讓企業和人才感到安心，愿意長期扎根，某種程度上，這一點無論如何辯駁，其實都比不上中國——至少中國長期處于和平發展的環境！

同時，僅僅吸引人才和投資還不夠，如何提升本地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水平，建立高效的產學研轉化機制，把“輸入”的智慧和資金，轉化為真正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本土創新和產業實力，這才是決定它們能否從“承接者”蛻變為“創新者”的核心挑戰。

全球科技創新的版圖，正在這場由地緣政治驅動的人才大遷徙中，經歷一場痛苦而深刻的重塑。

上海實驗室的燈光熄滅了，但科技探索的火焰不會熄滅，它只是被重新分配，并在新的地方點燃，照亮一個可能更加分化的未來。

可能在東南亞，可能在美國，也可能仍然是中國！

尋找新的投資方向

從投資角度看，最直觀的變化，是像阿里云、百度 （文心一言） 、騰訊、華為這些中國本土的科技巨頭們，短期內迎來了一波意外的“東風”。

隨著國際競爭對手的撤離或收縮，它們在國內云計算、人工智能服務等市場的份額幾乎必然擴大，客戶和收入會隨之增長，看起來形勢一片大好。

這就是所謂的“替代紅利”。

同時這也會催生一批全新的、迫切的商業需求。當國家之間的“數字圍墻”越筑越高，企業跨國運營的復雜性和風險陡增。

這就如同貨物過海關需要復雜的通關手續一樣，數據在全球流動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數字邊界”管理難題。誰能幫助企業安全、合規地跨越這些邊界，誰就能挖到金礦。

專注于網絡安全防護的公司需求會激增，因為邊界摩擦增多意味著攻擊面和風險加大。

提供相對“地緣中立”的云服務的公司變得更有吸引力，它們成了不想“選邊站”的企業的避風港。

同時，幫助企業理解和遵守各國復雜數據規則、安全地管理和傳輸跨境數據的軟件工具 （SaaS服務） ，將成為跨國公司的剛需，市場潛力巨大。

這些領域，正從“可選項”變成關乎企業生存的“必選項”。

在兩大陣營壁壘森嚴的“小院高墻”格局下，尋找那些相對不易受地緣政治波及的“縫隙市場”或“避風港”技術，成為精明的投資策略。

一些專注于垂直細分領域的人工智能應用，因為其技術本身或應用場景的敏感性較低，反而可能迎來發展機遇。

例如，將AI深度應用于工業制造軟件 （提升工廠效率、預測設備故障） 、生命科學和生物計算 （加速藥物研發、理解蛋白質結構） 、或者農業科技等領域。

這些技術解決的是行業共性問題，商業價值明確，政治色彩相對淡薄，更容易穿越動蕩的周期。

另一方面，為那些不得不同時在“兩個世界” （中美各自的技術生態） 運營的跨國公司提供解決方案的服務商，價值會凸顯。

它們能幫助企業設計“雙軌制”的技術架構——比如在中國用一套符合本地法規的系統和數據，在海外用另一套對接全球標準的系統，并確保兩者能安全、有效地協同工作。

這類服務商將成為跨國企業在分裂世界中航行的關鍵“領航員”。

地緣政治的寒流凍結了舊有的合作模式，但也梳理了新的價值流向，在這個新時代里，最終的贏家很可能不是那些體量最龐大的巨無霸，而是那些能夠在地緣政治的復雜裂痕中精準找到自己位置 （無論是深耕本土替代、提供跨境解決方案，還是開拓中立新興領域） 、在技術民族主義的喧囂浪潮下依然保持開放思維和全球視野 （珍視開源、維護學術交流） 、并且持續地、堅定地投資于核心人才與基礎創新 （而非僅追求短期應用紅利） 的企業、機構乃至國家。

說在最后

當別人忙著砌墻的時候，我們在修路。這不是什么高深戰略，而是被逼出來的生存智慧。亞馬遜關掉上海實驗室的燈，反而照出了中國科技的另一條路——沒有鎂光燈，沒有國際掌聲，但每一步都踩在實地上。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利益集團仍在用17世紀殖民思維玩著“技術堡壘+標準輸出”的老游戲，而中國正以21世紀的東方智慧構建“開源共享+場景賦能”的新大陸。

真正的技術領導力不是靠禁令維持的霸權，而是在解決實際問題中建立的信任。

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下，從巴西的智慧電網到南非的礦山自動駕駛，中國技術標準正成為新興市場的“通用語言”。

歷史從不偏愛繡花枕頭，那些沾著泥土、帶著油煙味的創新，正在改寫地球另一端的命運——在肯尼亞的醫療AI診室，在孟加拉的防洪預警系統，在阿根廷的無人農場里，中國科技的種子，頂著風沙發了芽。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東針 ，作者：東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