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的激情所在，相當于再次創業，我是想用企業家的思維來做慈善。現在我們基本上把每年賺的錢全部捐光，除了給小孩子留一點，全部捐完。”]

“我不想給自己貼任何標簽，也不在乎別人說我是企業家還是慈善家。我只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情，這件事現在來看就是從事腦科學領域的研究，揭示人類最本質的奧秘。為此，我愿意捐光我所有的錢，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我感到從未有過的快樂和成就感。”

坐在新加坡市中心附近的一棟由殖民時期建筑改造的二層辦公樓里， 陳天橋 向第一財經記者詳細講述了去年對加州理工大學1.15億美元的捐贈始末，他還首次透露了自己對大腦研究的長期投資計劃。

捐助力所不能及的領域

談話是以特斯拉創始人埃隆·馬斯克最新投資的腦科學初創公司Neuralink開始的。盡管關于Neuralink對外公布的信息還非常有限，但是根據商標注冊信息來看，這家公司的目標是為神經方面的疾病診斷和治療研發植入性的設備。馬斯克更為宏大的目標則是他在推特中一直宣稱的“神經織網”（Neurallace）科幻概念，也就是一個編織到人腦中的機器界面，又稱“腦機接口”（BMI）。

陳天橋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很尊敬馬斯克的勇氣，但是有時候勇氣要和合適的時間點相結合，他（馬斯克）現在說要把芯片直接植入大腦，先不說倫理、不說FDA（美國食藥監局）能不能批準或者人們愿不愿意接受，就算是從技術層面來看，目前也是不可能實現的。”

一些神經科學家也認為馬斯克所宣稱的“人腦植入技術未來5年內將有根本性的突破”有些過于樂觀了。MIT的PolinaAnikeeva教授和她的團隊在今年初發表的《自然評論：材料》雜志中指出：“盡管摩爾定律和微型電子技術能讓設備做到足夠小，并且能夠植入人腦，但是仍然存在巨大的挑戰。”

一方面是因為大腦的復雜性，人們在對大腦細胞的組織仍然缺乏了解的情況下，很難設計出人腦和電腦整合的界面；另一方面，即使技術上能夠實現，但是在大腦中植入異物不可避免的就是開顱手術。雖然腦神經不會感到疼痛，但是開顱和之后的縫愈將會留下疤痕，而且手術也不可避免地會帶來風險。

馬斯克并不是第一個想出在人腦中植入芯片的人，即便如此，陳天橋認為，這種“侵入式”（invasive）的解決方案現在看來也已經不是最具創新的了。

他表示，現在已經有多種無需開顱就能作用于神經細胞的方法。在邁阿密的佛羅里達國際大學，SakhratKhizroev博士領導的團隊已經能夠用一種微型的磁電粒子和人體神經細胞產生的電場相互作用。團隊將幾百億個這樣的微型粒子一次性注入老鼠尾巴上的靜脈血管中，并利用電磁將這些粒子導入老鼠的大腦。

另一種方法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教授JoseCarmena和他的團隊研究的。他們發明了一種米粒一樣大小的設備，能把超聲波能力轉化成電流，從而刺激神經和肌肉細胞。超聲可以穿越人體而無需導入電線。

以上兩種方法都比在大腦皮層接入芯片這種侵入性的人腦植入手段要更加溫和。但陳天橋認為，不管哪種方法，現在都面臨著另一個大問題，就是人們無法理解大腦“解碼”信息的運作機制。

也正因此，激發了他想了解人腦運作的機理。“我希望我們要有更大的勇氣去嘗試沒有做過的東西。要有勇氣和理性，所以我才敢于把錢捐給別人，而且為了證明我的不足，我拿出那么多錢給別人，就是因為我自己的能力沒法去做這些事情。”陳天橋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把球傳給離門最近的人”

正是基于上述想法，才有了去年年底“陳天橋向加州理工大學捐贈1.15億美元成立腦科學研究院”的頭條新聞。陳天橋的巨額投資引起了中國科學界的轟動和熱議：有人認為陳天橋為人類 科學 事業捐贈的行為應該大力提倡；也有人質疑陳天橋不該把錢捐給美國人，因為中國科學事業發展更需要資金。

當時包括中科院 生命 科學研究院神經所研究員仇子龍在內一大批中國年輕的腦神經科學家聯名向第一財經記者表達了他們對“陳天橋捐款事件”的看法，提出中國科研領域的私人捐贈體系應該完善。事后，陳天橋團隊也主動聯系了這些科學家，聽取他們的意見，并希望與中國年輕科學家們保持合作溝通。

今年三月，陳天橋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參加全國 兩會 時拿出了三份提案，其中提到了“在全國建設幾個超大規模的腦科學基礎研究基地”以及“建立海外研發基地，在全球范圍內招募頂級科研人員”等建議。他還表示，未來每年將在腦科學研究方面投資大約1億美元。

這每年1億美元是投在國內還是國外？陳天橋并未給出明確的答案，反而一直強調“把球傳給離球門最近的人”。

他表示，在和加州理工合作前，他還和很多美國的大學接觸過，最近又陸續收到很多中國大學的科研計劃書。“我們每年要捐掉1億美元，但是我們會花至少1年時間做調研，不會說給了計劃書，就馬上投錢。”陳天橋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最主要的標準是學校本身在腦科學占據的獨特位置，必須離球門最近、位置最好、射門能力最強。我們喜歡把球傳給這樣的機構。”

他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捐贈是無國界的。“我們不能說一看球門邊站著外援，就不傳給他。不要告訴我30米以外還站著中國球員。”陳天橋調侃道，“要知道一旦球射進去，全人類都會受益。”

捐贈熱聞發生以來，陳天橋首次深入解讀了為何會選擇加州理工學院作為捐贈對象。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我和加州理工的第一次對話源于我在網上看到一個視頻：一位四肢癱瘓的病人依靠植入芯片，能獨立用自己意識控制的一只機械手臂拿起杯子，喝到一口冰啤。于是我就找到負責這個項目的加州理工神經學教授RichardAnderson。他當時告訴我，僅在一個癱瘓病人身上花費的成本就是100萬美元。而且目前只能在癱瘓病人身上做實驗。”

陳天橋接著說道：“我們不是奔著投資‘腦機接口’公司去的，我想真正能夠幫助人類去發現大腦內部運作的機制，這種機制可能幫助到某些腦疾病的治療，我們支持的是基礎研究，這和投資不同。”

和加州理工大學相同層次的大學還有很多，但是陳天橋為何鐘情于加州理工？對此他表示：“加州理工是文化和我們最接近的，就是在一個領域做到極致。很多腦神經方面很領先的大學，它們的管理模式容易固化，但是加州理工之前是沒有專門設立腦神經學院的，所以資助它就相當于我是這個學院的Founder（創始人），而且這個學院直屬大學管理。”

陳天橋在采訪中不斷強調，是提供“捐款”而不是“資本合作”。“我們一定要占有董事會席位，要每季度知道項目的進度，聽取成果，并且分享我作為企業家對這些技術的看法。不管是現在對加州理工大學的捐款，還是以后我們對中國腦計劃如果有資助也會是這樣。”

公開資料顯示，中國腦計劃僅文件起草就已經做了3~4年，應該會很快啟動。“這也是能夠吸引社會資本的計劃，不僅僅是錢，而是要貢獻智慧。”陳天橋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太太（雒芊芊）常對我說，你不懂技術怎么貢獻智慧？但是我說，不會開車不代表我不知道路，企業家總是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推動技術的發展。”

“中國科學缺錢不是我的錯！”

從計劃啟動腦科學研究計劃以來，陳天橋一直避而不談為何與中國的大學接近達成協議卻并沒有實現。他向第一財經記者強調：“中國科學缺錢不是我的錯！我們也在非常認真地和中國高校談合作。”

他進一步說道：“中國每個大學都有‘富爸爸’，大家總會說我，中國那么缺錢，為什么要捐給老外？但是你怎么能責備一個人不把自己辛苦掙來的錢捐給有‘富爸爸’的孩子呢？”

陳天橋表示，中國的教育捐款已經很成熟了，但是在科研，尤其是基礎科研方面，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沒有太多捐贈。“和企業在有非常明確的商業目的情況下的投資不同，捐款者大多數時候甚至并不擁有專利的所有權，就是出于做慈善的目的。”陳天橋說。

他還提倡，社會各界應該共同呼吁中國加大對基礎科學的撥款和對年輕科學家的支持。“我的1億美元丟在中國的科研界，可能也會發揮它的意義和價值，但如果能引起國家的重視，那么它的價值是遠遠超過這1億美元的。”陳天橋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政府應該加大支持民間捐贈科研的政策和扶持力度。”

針對有人可能利用捐贈來逃稅的問題，陳天橋認為，雖然不排除有人會借捐贈逃稅，但是應該相信更多的人出發點是善良的。同時應該加強監管，相信法律和監管的力量，把社會財富進行合理分配，讓財富準確、有效、有序地流入社會。

陳天橋同時公布了他的40年腦科學計劃：前三年將每年捐1億美元跟大學合作；后面就直接捐給年輕科學家，讓這些科學家成為陳天橋雒芊芊研究院（TianqiaoandChrissyChenInstitute）的校友。

“在腦科學的問題上，人類是一支球隊。在基礎科學上的突破，讓全人類都能受益。”陳天橋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們也應該給全球貢獻相應的知識和發現。抗生素、核磁共振我們都在享受全球IP技術，中國也要積極創新。”

他表示，中國的病歷樣本和數據最多，是最容易在神經科學方面取得突破的。“比如別人對靈長類動物的實驗有很多限制，但是中國就能進行此類實驗，我們是非常有優勢的。”陳天橋說道，“但我們（陳天橋雒芊芊研究院）現在這一階段還缺乏識別科學家的能力，聲譽和能力還不足以為大量的科學家個人提供支持，所以我們主要還是和中科院、浙大、復旦、清華等大學和科研機構進行溝通。”

不過，陳天橋沒有透露是否很快會和中國合作方達成實質性協議。“我們需要更多時間彼此了解，比如最近我和浙大、復旦校長也做了溝通。但是在‘很快’的問題上我們不能做保證，像加州理工也是談了一年半。”

比成為首富更快樂的事

“很多人會說，就算你知道兩個神經元連接的奧秘又如何？他們說得沒錯，我就是好奇。”陳天橋的這一想法，往往容易被解讀為四個字“有錢，任性！”

在他看來，如果在自己有生之年不能知道人腦的奧秘，會是一大遺憾。“這個奧秘就存在于我們自身，而不是在銀河里。”

自從投入腦科學事業以來，陳天橋家中可以用“談笑有鴻儒”來形容。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幾乎每周都有美國頂尖名校的校長飛到新加坡來，我們一起吃飯一起聊天，談合作，可能因為基礎科研肯投錢的人太少了吧。”

這些人的到來讓陳天橋感到快樂，每次聊天都收獲滿滿。“以前有個企業老板來我家，坐上一小時大談4500點為什么是入市的最好時機，聽完后我覺得是在浪費時間，但是現在和每個科學家的討論，都是我的一次學習機會，讓我獲得了從未有過的愉悅感。”陳天橋說，“他們讓你看到了不一樣的世界，我能參與這些自己非常感興趣的領域，錢就要花得快樂。”

去年，陳天橋包了一架私人飛機，花了40天，幾乎參觀遍了美國所有頂級高校的腦神經實驗室，見了所有的校長，包括MDAnderson、得克薩斯大學醫學院（TexasMedicalCenter）、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卡內基梅隆大學等。

31歲就成為中國最年輕首富的陳天橋表示，自己從來沒有因為“首富”頭銜感到一絲快樂。“我記得第一次上胡潤榜單我是第七名，當時我只有29歲，我找到一個在胡潤工作的朋友，告訴他千萬把我的名字去掉。”陳天橋回憶道。后來，他便很少接受采訪，最近接受包括第一財經的采訪，也是因為在學習腦科學的過程中感到快樂，希望與更多人分享。

在陳天橋的辦公室后面，有個院子足以容納一個羽毛球場。他喜歡激烈的運動和對抗性強的比賽，喜歡打羽毛球、喜歡看籃球，“喜歡每過幾分鐘都有驚喜和結果。”他笑著說。

喜歡挑戰，只對別人沒做過的事情感興趣是陳天橋的個性所在，他認為只有做未知的事情，才有可能對社會帶來更大價值。“原創是我的個性。我們所有的商業模式從不抄襲，包括格瓦拉，我們做投資，都只對別人沒做過的、原創的東西感興趣，好奇的東西才會有愉悅感。”陳天橋表示，“我一直和以前 盛大 的人說，要做一些突破常規的事情人生才有意思。”

據陳天橋的員工稱，他非常喜歡看書，長途旅行出差基本會捧著Kindle看一路，甚至還為公司每個員工都發了一部Kindle。“我發現Kindle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發明，我希望每個員工都擁有求知欲和好奇心。好奇心是我們最大的基因，這是盛大最大的文化和驅動力。”陳天橋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諸多好奇心背后，陳天橋的終極目標是建立一所陳氏大學（ChenUniversity）。“這個大學不能空喊口號。”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們希望把發現人類的秘密、發現我們是誰的終極問題作為這個大學的使命。這會是一所包含哲學、宗教、心理學、神經學、生物學、化學等綜合性學科的大學，但目標是一致的。在科技發展如此之快的時代，我們的教育要解決讓人們變得更快樂的問題。”

現在，陳天橋把一半以上的精力用于打造陳天橋雒芊芊研究院的生態圈。“這是我的激情所在，相當于再次創業，我是想用企業家的思維來做慈善。”陳天橋表示，“現在我們基本上把每年賺的錢全部捐光，除了給小孩子留一點，全部捐完。”

沒有絕對的慈善家

“絕對的慈善家是不可持續的，資金來源同樣很重要。這讓我想起佛教最基本的智慧和慈悲。如果只知道捐錢，你最后捐成一個窮光蛋又能怎樣？”陳天橋說。

從2013年盛大退市，到2015年底盛大將全部資產出售完畢，全面轉型為投資集團，其主營業務主要分成三部分：公開市場的直接投資，資產管理業務，顛覆性創新的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

陳天橋介紹稱，三部分業務中最直接的利潤來自于對市場的直接投資，比如對LendingClub的持股，此外盛大投資的美國資產管理公司美盛（LeggMason）也能讓公司形成持續的現金流。而對于技術的投資，是因為他看好未來20年人類靠技術驅動的前景。“隨著我們在腦神經科學的品牌和聲譽逐漸建立起來，很多青年創業家會找到我們，因為我們那么早期的、不賺錢的項目都會投，那么一些商業化的項目就會更有機會。”陳天橋表示。

第一財經記者注意到，在盛大對顛覆性技術創新的投資中，包含了對多家VR、AR公司的投資，其中還有一家最大的VR主題公園TheVoid。陳天橋對此表示：“VR和AR是腦科學的延伸，當你沉浸其中，它已經對你的大腦形成欺騙，讓你覺得是真的。但是現在這個行業還有很多根本性的問題沒有解決，包括用戶體驗、電池能力等問題，所以我們謹慎樂觀。”